70后穷小子在义乌的发财史

腊月二十九，父亲一早就催我进城去接金子回来过年，我支支吾吾地答应着，转身出了门。我没有进城，我已经没有了老婆，父亲也没有了儿媳，这个年不会安分，要死要活的时刻就要来了。
腊月二十九，心情坏到极点的我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傍晚时分，赌局结束，我没有回家，我无法面对父母。我沿着村里的河边走，漫无目的地走，不着边际地走。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接下来要干什么。
冬天的河边很荒凉，但我的心比它们还要荒凉；冬天的河水很冰冷，我的心比它们还要冰冷。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想哭，但没有眼泪，我想挤滴出来都不行，眼球是干涩的。我朝着河对面的山峰大喊了几声，声音很快被寒风吹走了。我伸出手来捏了一下地上的河卵石，口中莫名其妙地喊了声兄弟。
我就是河边遍地河卵石中的一颗，在寒风中缩着身子呜咽。
我很后悔自己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到早上，我肯定选择离开家去别的地方而不是继续去赌。去哪里不知道，反正得走。现在，我没钱了，寸步难移。
我在一个枯萎的草丛中躺了下来，眼望着天空铅色的气流在涌动，越涌越黑。
天越来越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我躺在枯草堆中，感觉时间在刀锋上游移，缓慢，缓慢，艰难，艰难。我一度神经错乱，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只有河水，费劲而傻乎乎的河水，在弄出没必要的声响。后来，我在寒冷中缓过劲来了，人生都有一死，大不了让父亲劈了，就当杀了一头自己养的年猪。我站起身来，借着打火机的微光往家走。我不饿，但我冷，身上冷，心冷。
回到家时已经是九点多钟了，父母和妹妹在看电视。
父亲见我推开家门，就腾地站了起来，怒视着我不说话。我想父亲是愤怒得说不出话来，显然他已经知道我没有进城去接金子还输了很多钱的事。村子比不得城里，就那上百户人家，有点儿风吹草动，一炷香的工夫全村就都晓得了。
父亲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过了好几秒的时间，才厉声问我去哪了，为什么这么晚了才回家。
我低着头不说话。不用我回答，父亲都知道了，不说还代表我没有狡辩与还嘴的意思。我只希望老父亲能平安度过此夜，不要因为我气坏了身子。
“你这个孽子！你怎么不说话？！”父亲几乎要跳了起来。
我说：“爸，你打我吧，往死里打。我不怨你，我是你儿子……”
“你以为我不敢呀？”父亲说完，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刮子。
我奇怪自己并没有疼痛的感觉，可能是我麻木了，四肢麻木、大脑麻木、神经麻木……我哪儿都麻木了。
我接着说：“爸，儿子对不起你。你再打，不疼，真的不疼。”
父亲吼道：“滚！你给老子滚，老子没有你这种儿子！”
我转身就朝门口走。我无处可去也要走，否则刚强的父亲今夜肯定非气坏身子不可。
母亲拉住了我，母亲说：“大勇，这么晚了你上哪儿？”
我说：“妈，我没事，我哪儿都可以去，只要爸不焦心就行。”
我妈拉住我就是不放手，我拽了几次都没挣脱。我是真心要走的，为父亲而走。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妹妹开口了：“哥，你就给爸跪下认个错吧。”
我妹小梅的话提醒了我，我觉得这话很在理，于是 “扑通”一下就给父亲跪下了。
父亲看我跪下了，果然没再打我，也没再让我滚。
父亲说：“我问你个问题，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否则我就真不认你这个儿子，我们父子从此一刀两断。”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在家里说一不二，我信他说的是真的。page#
我点点头，目光零乱地垂向地板。

父亲双手叉腰问：“你为什么没去接金子回家过年？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难过的时刻终于到来……
刚才在河边躺了几个小时，冻了几个小时，我已经想好了。我说：“金子要和我离婚。”
父亲问：“为什么？”
我说：“岳母和金子都嫌我穷，没本事，挣不来钱养家。”
父亲不信，在他潜意识里没钱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夫妻之间平时埋怨一下是可以，真为这事儿离婚讲不过去，所以父亲又说了一句：“就为这事？”
我“嗯”了一声。
父亲问我怎么想的，我随即说：“还能怎么想？真要离就离呗。”
父亲又大怒了：“你这个没出息的，离了婚你还有家呀？你住哪儿？在哪儿生活？你想过你父母没有？这么多年来为了你就白白辛苦一场了？”
我的头埋得很低了，我知道接下来我会更难过。
真相一步步地在向父亲揭开。
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能有办法不离吗？只要你们不离，老子就是砸锅卖铁也替你们养大孩子，我和你妈还干得动。你们要是离了，老子以后在村子里还如何抬得起头来？”
我支支吾吾含糊不清地说：“这个，可能，没商量了。”我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听得清楚。
父亲怒道：“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我提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父亲从我的语气中警觉到了什么，所以他逼问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已经离了？”
这下我真的语塞了，我没想到父亲年龄大了反应还这么敏捷。我沉默，只能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我听到父亲长叹一声之后，紧接着一记重拳砸在八仙桌上……
我没敢抬头。
我不是怕挨打，我是从内心深处惧怕目光与父亲的目光相碰撞，那会像尖刀一样扎得我体无完肤。我知道父亲决堤了，洪水泄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袭击了他。
我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母亲，她被我妹搀扶着一言不发。同样，我不敢看我母亲的表情，我猜测她心里一定如父亲一般难受，只是她没有通过语言与动作表现出来。
今夜，我是罪人。
今夜，我让全家人毫无喜庆的气氛可言。
父亲长叹了几声之后语气软了下来，他朝我低低地说了一声：“起来吧，水已下闸，我杀了你也没用。”
父亲毕竟是个聪明人，是个读过私塾的地主后代，不是个大老粗，他晓得自己儿子时运不济下了岗，到处谋生哪有那么容易，所以他在无奈中原谅了儿子。
媳妇没了没关系，儿子还是自己的，孙女也是自己的，日子还得过下去。

我发誓，我要发财！

年三十的气氛很硬、很僵！
大年初一一大早，母亲就装做满面春风地同家里人个个温和地打招呼，没话找话说。母亲是慈善的母亲，也是明白人。新年新气象，不能愁眉苦脸。但是父亲乐不起来，依旧板着脸，阴沉沉的。
为了舒缓一下父亲的纠结，我同父亲说：“爸，我岳母说了，金子会等我两年，两年内她不会嫁人。”我说完瞅了一眼父亲，我看见父亲的眉毛扬了一下，又扬了一下。
父亲问：“等你两年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岳母的意思就是说，两年内我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养老婆孩子，就让金子与我复婚。”
父亲刚刚有点儿盼头的心又往下一沉，他说：“足够的能力可是个无底洞，一年挣一两万叫养老婆孩子，挣十万也叫养老婆孩子，这个能有个准头吗？你那丈母娘只是拿话塞塞你吧？”
我没有接话，我也吃不准岳母的话是不是真心话。我只是希望我的岳母也是张雨生的歌迷，她也听过《我的未来不是梦》。
父亲分析说：“接下来你靠什么挣钱？在家跟着我种地还是进城找工作？种地肯定没钱，找工作也没钱，就我们这地方的工资，能养活你自己就不错了。”page#
母亲接过话说：“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安心过年吧。”

母亲说完，父亲就起身出门了。我没出门，上楼到了我的房间里。我要干两件事情：一是写“发财”两个大字贴在我的床头；二是在手上刺青。
我想好了，我必须富起来，为老婆、孩子，为父母双亲。古人说三十而立，我二十七了，还有三年时间，我能立得起来吗？我想我能，只要去想就能。有句广告语叫“一切皆有可能”，我那时想的是“一切必有可能”，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我的理由是：我什么都经历过了，尊严都不要了还惧怕什么？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说，放下自尊，立地成富。
我准备好了两枚缝衣针，一瓶蓝墨水。我先用笔在手腕上画了条蛇，蛇身缠绕成个“忍”字。这个图案意味着，遇事要忍，行事要狠。
双针深深扎在肉中很痛，我忍着，这种痛都不能忍的话，我还谈什么发财？谈什么未来？一针、两针……无数针下去，血冒出来，擦去再扎……整整扎了一小时，我刺好了那个图案。这是1999年春节的第一天，我让自己出了血，痛在深处。
我原来没有刺过青，只是见别人刺过，所以刺得不好看。我们那时代的人，刺青都是用针扎或是用女人美容的眉针刺。眉针的疼痛比缝衣针要轻缓很多，只是一般美容师不会给你扎。因为当时刺青不是时尚，是混子的象征。
我把“发财”二字贴在床头，提示自己每天早晚在心中默念一百遍，必须拿出和尚念经的信念坚持到底。
精神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行动上我还在想，我还没想到如何开始行动。我在等待老天给我一个契机。
住我家隔壁的是吴老实家。
吴老实的父母是近亲结婚，所以生的吴老实和他妹妹吴绿叶都有点儿轻微智障。这兄妹俩还算是正常人，只是脑瓜子不机灵，有点儿笨笨的，遇事不如他人想得周到，人也单纯。哥哥憨态，妹妹倒好些。吴老实的父母长相都不错，所以生了吴老实兄妹俩也长得不错。特别是吴绿叶，出落得水灵灵的，不听她说话做事，你根本感觉不到她是个脑袋时常缺根筋的姑娘。
吴老实因为太憨一直娶不上媳妇，哥哥娶不上媳妇，妹妹吴绿叶一时半会儿就不能嫁出去。吴绿叶必须要等哥哥先娶嫂子回来才能许配人家，否则哥哥就更难找了。这不光是吴老实一家的规矩，那时的农村普遍就是这个风俗。

我觉得吴绿叶一直很喜欢我，在她十五六岁情窦初开时就喜欢上了我。坦白说，我进城前对绿叶还有点儿意思，毕竟绿叶长得不错。进城之后，我的想法就由不得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尤其是在那个“非农户口”与“农村户口”相对立的年岁里，人们眼中的差距相当大。
我没有和绿叶睡过觉，我毕竟读过高中，年轻时想法还纯洁，知道不能害人。我天真地以为，如果我睡过绿叶那么她就没人要了，很难嫁出去，而我自己是不能娶她的，我父亲也不会同意。我父亲先是盼望我上大学，后来给我买户口进城，都是同一个目的，让我变成城里人，娶城里媳妇。父亲一直有个心结，家族的心结。父亲就像《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父亲，想重新恢复家族的辉煌。新中国都成立了哪儿还能有地主，于是父亲就想让我进城，以此显示地主的后代与众不同。
我理解父亲。
很快，村里人都知道我与城里的媳妇离婚了，他们当面不说我，对我还是象征性友好地打招呼，但我不难猜测他们背地里的话会有多难听。我不管了，也管不了，谁叫我自己不争气呢？
我的心态进一步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恶化，像癌细胞扩散。我不再是郁闷而是焦急，我急于发财。
正月，我没有去任何人家里串门或是打牌，除了蜗在自己家楼上的房间里就是去河边走路，一个人慢悠悠地走，听河水的声音，让冷风吹吹。我希望冷风可着劲地把我吹清醒，也为我吹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正月初十。
我在河埠头看见了绿叶，她一个人在洗衣服。我原本想避开而走的，因为我不想让一个爱自己的姑娘看见自己成了一只狗熊。page#
“大勇哥。”绿叶远远地喊了我。

这一声喊得真真的、柔柔的，不带半点儿虚情假意，喊得我居然想哭。这就是“缺心眼儿”的绿叶，没有像村里其他娘们一样的势利目光。
“绿叶，你洗衣服啊。”我走过去说。
“是呀，大勇哥，你去哪？”绿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仰着脖子问我。
“随便走走。”我说。
“听说你离婚了是吗？大勇哥。”绿叶问得很直接，可能在她身上就没有婉转这个词，想到哪就说到哪，永远不会转弯抹角，否则她就不会“缺心眼儿”了。
“是的，离了。”我说。
“你老婆真没良心哦，大勇哥，是吧？她怎么就同你离婚了呢？城里女人就是坏。”
我白了绿叶一眼没说话，准备离开， 这种事儿我能同她讨论出个啥结果来？
“大勇，你还回城里吗？”绿叶说这话时，把“哥”字去掉直呼我的名字了。
“不知道。”我嫌她问得太多了，打算尽快离开，懒得理她。
“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洗吧。”绿叶没话找话。
“我衣服又不脏，洗什么？”我说。
“那我洗衣服了，你在边上陪我玩会儿，可以不？”绿叶的话让我感觉她还在喜欢我，可我哪儿有这心情？我愁得都快青丝变白发了。
“我有事。”
“大过年你跑河边能有什么事？”
“你话真多。”
“你陪我玩会儿，我就不话多了。”
我没再理她，一个人沿河边走了。走了一小段路，我停了下来，坐在河边的枯草上晒着久违的太阳。我的状态像极了一只慵懒的猫，外表丝毫没有心烦意乱的迹象。只有我自己知道，天不是我的，地不是我的，只有屁股底下这堆乱草是我的。我可以任意处置它们，就像上帝可以任意处置我一样。
回过头四下张望，我依旧可以看到绿叶蹲在那里捶衣的身影。我无心思看任何风景，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属于我。现在除了我的父母亲，谁也不会收留我。
我闭上双眼躺着，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在太阳暖暖的光芒的照耀下，我居然睡着了。
迷糊间，我感觉鼻子很痒。
我睁开眼睛看到了绿叶，她正蹲在我的跟前用根枯草逗我玩。我问她：“绿叶，你不洗衣服在这儿干吗？”
绿叶说：“我洗完了呀。”
“洗完了你还不赶紧拎回家晒呀？这太阳多好。”我说。
“不急，我一会儿再回家，我想陪你玩下。”
“玩什么？”
“说话呀。”
“我不想说话，只想睡觉，你还是赶紧回家吧。”
“可是我想和你说话。”
“那好那好，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有些不耐烦地说。
“大勇，听说你在浙江那边打工？”
“你知道的还蛮多的嘛，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知道？”
“我听你爸说的。”绿叶边说边露出了天真的笑容，“那你还去义乌不？”
“不知道。”
“你要是去的话可以带我去不？我也想出去打工，我妈说我在家里挣不来钱。”
“你和我去打工？”
“不可以吗？”
“嗯，我想想。”

逮着机遇就是财路

正月很快就过去了，我妹小梅也上学去了，临走时她跟我说：“哥，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是个男人，我相信你能挺过去，你能好起来的。”我没理她，我不想理任何人。我除了吃饭就是发呆，像只猫，天亮起床，天黑睡觉。
27岁，风华正茂，吃父母的喝父母的，有香有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个中滋味自己清楚。父母外出干活，我就守着房子，与耗子为伍，和苍蝇做伴。我一天说不到五句话，我本疯狂，发财未果，却落得个疯狂自闭。page#
我没有见到绿叶，后来听说正月二十几她就出去打工了，跟着村子里另几个女孩子走的，具体方位不知，我也懒得知。我懒得吃饭，懒得看书，懒得做梦，我像傻子一样活着，舒坦地活着，活在外人看不见的世界里。

后来，我又慢慢不懒了，我读书，读卡夫卡。读这个神经病的作品，很费力，我喜欢这种费劲的感觉，有时读得我楼都懒得下了。每次进城去图书馆借书，我都戴着一顶很大的草帽，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遇上了金子，街上无洞，我也不是耗子，我躲不进去。
再后来，我又勤快了，我不光看书，还看上了电视，整天等着看农村科教片，梦想着在农村广大的土地上做做文章。无心插柳柳成荫，致富经没给我带来好运，新闻中关于假学历的报道倒让我鬼迷心窍。我那颗发财的心再次剧烈地抖动不已。
我进城了，不是看孩子，也不是看前妻，更不是借那些不抵用的破书。我是去找我中学同学的，我知道他在县政府工作。我找到同学后，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借他的毕业证用用。同学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开始还有点儿担心。我说我只是要复印件，不要原件，我拿到外面找工作去。同学还是有点儿担心，毕竟他在政府里工作，要事事小心，犯不着为我这点儿破事闪失了影响仕途。我说你同我一道吧，我做假给你看，你就知道对你不会有影响了。
好说歹说，同学才同意带上毕业证与我一起到了步行街上的一家打字复印部。我先将毕业证原件扫描下来，然后将自己的相片贴上去覆盖住同学的相片，最后又让打字员打了一串毕业证号，我剪下来贴在原毕业证号上面。复印完了，但复印出来的还是不能直接用，因为贴的地方复印之后会有明显痕迹。于是我用橡皮擦轻轻擦去痕迹，再复印了一次，总算OK了。
同学看完整个过程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他这下完全放心了。但我知道我干的事真的挺垃圾。没办法，先这样吧。我原谅了自己的猥琐。
当我与同学走出打字复印部准备分手时，同学说：“你这样还是不行，你跟我走。”我问去哪里，同学说去他家。我不知同学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感觉应该是对我有所帮助的。
到了同学家，他翻出了几本书，对我说：“这些是我读大学时的专业课本，你拿回家好好看看，凭你的聪明劲，要不了多久就能全学完。”我高兴地握了一下同学的手，那种感觉很好，很踏实，一种久违的温暖。
临别时，我当然没有忘记豪言壮语一番。我对同学说：“等兄弟我在外面发了财，一定回来请你吃大餐。”同学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容中包含着很多种意思。
我想好了，既然我在外做普工挣不到钱，那我就做管理、做销售，这样不但工资高、待遇好，最关键的是有发展的机遇。逮着机遇就是财路，除非是老天永远不给我这个机会，如果那样，我也就认了。
我就无怨无悔终老一生！

完了，老家也没法待下去了！

那年的春夏之交，我发奋图强自学那些专业课，我不知这些将来有无用处，但我知道学了总比没学强万倍。我记忆中有企业管理、统计、财务等等。父亲看我成天看这些书还不停地做着笔记，很是纳闷。因为在他心目中，我自从上了高中后根本就不爱学习了。
一个连高考都漠视的人会去看大学专业课本？父亲不理解，但他不说。他对我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是亲生子，另一方面是浪子，再怎么恨铁不成钢，这块铁也是自己的铁。所以父亲与我就像同租一个房屋的两个陌生房客，互不言语，互不干涉。我能想象父亲对我的失望之情。
原本以为我躲在楼上两耳不闻窗外事，静心学习，慢慢化解心魔，就避开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但是我错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儿，纯属意外中的意外。
那天，我在楼上最里边的房间看书，听见楼下有人争吵。起先，我没在意，因为农村里争争吵吵是常有的事。鸡毛蒜皮的事都爱喊破嗓子，好像谁的嗓门大，谁就有理。后来听她们越吵声越大，我不用竖起耳朵就听出了一个是我母亲的声音，另一个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吴某。page#
我是这样想的，虽说我妈同这个吴某争吵肯定讨不得便宜，但是两个女人吵架我出面总不合适。再说了，我混成那样子，也没什么脸出去同人家理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儿自卑。

我又听了一会儿，听出个大概来了：我家的鸡跑到吴某的菜地里吃了她家的菜，吴某上门来讨赔偿。我母亲让她上我家菜园里去摘点儿菜，算是补偿了。
就是这么芝麻点儿大小的事情，可吴某死活不干。我母亲口气也不软。两人就越吵越凶，越吵话越多。吴某就拿出了自己惯用的伎俩破口大骂，从我家祖上是地主欺压村民，骂到我父亲是村长贪污*，再骂到我是个废物，城里待不下去，只好灰溜溜地滚回乡下来了……
这下我坐不住了，我自己都受够了自己，所以我躲着，不见你们，离你们远点儿，可你们还是上门来欺负我，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冲下楼……
吴某见我突然冲到了她的面前，顿时愣了一下，憋住了气没吱声。可能她以为大白天，我一个大男人不可能窝在家里，所以肆无忌惮地骂我家八辈子祖宗，我的突然出现实在是带给她太大的意外了。
站在吴某面前时，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揍她一顿？这不太可能，村里人最忌讳男人出手打女人（自家男人打自家女人除外）。这个我当然懂，我懂得这个甚于法律的老祖宗传下的规矩。
吴某毕竟是吴某，号称村里第一泼妇，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她看我只是铁青着脸面，站在她的面前没什么举动，于是继续撒泼。这次她将矛头对准了我。吴某在我面前张牙舞爪，口中不三不四地说：“干什么呀？我怕你呀？你这个街上混不下去的臭痞子，你还想打我是不？”
我母亲见状赶紧拖住了我，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大勇，这儿没你什么事，你可不能打她，否则这事就闹得大了，到时连你爸都下不了台。”
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种事的水深水浅。可吴某不这么想，她见我母亲将我拉开就更来劲了，赶紧追了过来，顺势用头往我怀里撞，口中嚷嚷：“你打呀，有种你就打死我！你不打就是畜生！”
我知道她这是耍无赖，赶紧一侧身避开她的身体。我想，只要我的身体不接触到她的身体，她就没理由讹我出手打过她。这吴某以为我这个大男人不会怕她，更不可能避开她的身体，所以就使尽了全身力气来撞我。她以为撞我撞得越狠就越有理由讹我打过她，没想到，这力道让她直愣愣扑在了石墩上。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摆有石墩，有的上面还搭着厚木板供人休息时坐着闲聊。

我母亲没看清楚是我推的吴某，还是吴某自己撞上石墩的，所以她吓坏了，赶紧上前扶起了吴某。
我看到的吴某满脸是血，也不知那血是打鼻子出来的，还是脸上的皮肤破了流出来的，总之，血流得挺多的。我心里还在发笑，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吴某本想以一抵二赚个赢头，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大了。如果就这么自认倒霉那她就不是吴泼妇了，所以吴某推开了我的母亲，大喊大叫：“痞子打人了！痞子打人了！”边喊边冲向我，并且想揪着我不放。我当然不会上她的当，转身一次次避开她的身体。母亲见情形不对，朝我喊：“大勇，你快跑！跑得远远的！”
我听从了母亲的话，撒腿跑开了。
其实这一跑就更坏事了，吴某跟在我后面锲而不舍地追着。这下可真惨，直接上升为一场全村人看的大戏了。全村人都看见了，我脸面丢尽不说，还落下了出手打女人的坏名声。
事后想想，那天我要是不跑也不行，我立在原地与吴某也纠缠不清，推推搡搡中难免有身体碰撞。我一跑吧，身体碰撞是没了，但村里人都认定我打了人，否则跑什么，这不是心虚又是什么？说什么话的都有，什么仗着老子是村长啊，仗着自己在城里混过呀……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我相信那句话，“人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缝！”
真是搞不懂，我又没得罪过他们，干吗个个都要羞辱我？！难道他们都像是五四时期的愤青？都像仇恨军阀一样地仇恨我？我想不是吧。说到底还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真是太恐怖了。page#
吴某追不着我，急得在村子里打转。有好心的村民就给吴某出主意了，让她去镇上的派出所告我，保准能让我坐牢。这吴某一听是呀，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吴某就跑了几里路到了镇子上。到了派出所，吴某脸上的血没擦，她心里明白这是我的罪证，不能毁掉。

派出所民警看见吴某满脸是血，就完全相信了她的一面之词，当场认定我是出手打过人了。于是，两个民警就先把吴某带到了镇卫生院就医。就完医，两民警又跟着吴某到了村子里找我。尽管我父亲是村长，与民警都很熟；尽管我并没有出手打人，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出手打人，民警还是将我带走了，扣押在派出所里。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不了我没打人，包括我母亲支支吾吾含糊不清的证词。母亲毕竟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在这种大事面前显出了农妇本真的一面，这我能理解。
气急败坏的是我父亲，不管我打没打人他都气得不行。综合以前我所有的“作为”，父亲宁愿相信他这个不争气、坏了胚的儿子出手打了人。后来听我母亲说，当天夜里，父亲没吃晚饭，也不让我母亲在他面前提及我，父亲不想再管我的事。如果说先前父亲对我还只是失望，那么这次父亲对我是彻底的绝望。
父亲虽然不想管我，但派出所要父亲插手我的事，因为镇卫生院还有医疗费挂在那儿没结，那可是民警担保的。碍于面子，父亲不能不把钱交给民警。交了钱，父亲当然又问了民警我的事儿到底如何处置。民警对我父亲说：“村长，这事儿也算不上大事，说到底可以拘留也可以算是民事纠纷……”父亲好像明白了民警的意思，他让我妈又拿了些钱出来买了两条烟。
当我父亲把两条烟送去给两个民警时，民警乐了。民警说：“老村长，你太乐观了，我们都这么熟还能要你两条烟？”父亲不解，于是问民警说那话是什么意思。民警说：“还能有什么事？就是罚点儿小款，也好向上面有个交代。”父亲这才明白过来，把烟退了之后，替我交了罚款。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在家实在是没法待下去了，我必须走，越快越好。
城里容不下我，生我养我的村庄也容不下我！
上帝在梦里对我说，自古华山一条道……背井离乡！
我不知道自己这次离家是逃难还是淘金，我随手带着掌中录音机，一遍遍地听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又是什么？天知道！上帝在梦里没有告诉过我。
没想到自己就这么匆匆上路了，我更没想到再见父亲时，已是父亲病危时的临终守孝。
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有个外国人米兰?昆德拉说了一句更经典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据说这句话不是米氏原创的，而是犹太人的格言。谁原创的我不去关心，也考究不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使我24小时不睡觉地去想，也赶上环境的变化。我想好好学习完专业知识再出去，环境把我逼得立马背井离乡。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我有一颗不死的心，那就是发财、再发财。我奇怪自己两年多来从下岗到打工再到离婚，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却还活着，我的潜意识里好像一直在同谁暗暗较着劲儿。同谁呢？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吧。
真要出门了，母亲不舍，父亲不语，夜里母亲又塞给了我五百元钱，我接了。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我一定要发财再回来。
我不止上千次地在无人的角落看着手上的刺青，那是我的无声誓言，我能做到吗？难！再难也要逼自己做到，除非我选择一条自杀的不归路或是成了疯子。
自杀我是不可能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成为疯子，不是由我想就能成的，也不是由我不想就不成的。
出门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赶的是第一班早车，目的是尽量避开村里人。我不想让他们问东问西，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我都麻木了。page#
进城之后，我原本还想见见金子的，但我走到她单位门口时又退缩了。我没那个勇气去面对金子以及金子单位的人。

后来，我去超市买了一个玩具熊和一些零食给了我女儿。女儿看见我时很高兴，“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女儿还小，她还不谙人事，她是我最亲的亲人，也是对我最没怨言的亲人。
我抱了抱女儿，没停留两分钟就走了，我怕自己会在岳母面前流露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原谅你的爸爸，女儿，你的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以后会努力做一个好爸爸的。我用伪装出来的开心表情，告诉岳母我是出去挣钱、出去发财了，一定要叫金子等着我。
坐上大巴车时，我深情地望了一眼这座抛弃了我的小县城。我的感情相当复杂，怎么说呢，反正非常乱，像打翻了五味瓶。

走！义乌发财去！

我又回到了义乌，但没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种兴奋感。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为梦而来。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
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下一站离我太远，远得我无能为力。我有孩子有父母，但我回不了家，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
“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干，兄弟！你是大有希望的。”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
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一天、两天、三天，没有结果。这次我不急，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我有了新的起点，一个高起点。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急什么？
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产品不愁销，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赶产量，抢客户，抢市场。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工资尽管开虎口，这个厂子不要，别的厂子抢着跑。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胡扯，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
浪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总裁翁荣弟，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当时货是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1995年，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同年，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回忆说，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全国性批发网络。接下来，水到渠成，自己办厂，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
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或大或小，真枪实弹干起来的。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
而我的尴尬是，我有张假文凭，但我没有技术，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鸡肋”，可有可无。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苏南跑。回到小旅馆后，我想了想，觉得这样不行，我得学学那些工厂，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我写了一份简历，大概意思有两条：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当然是假的）；二是我懂设计，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这点儿倒是真的，这是我的爱好，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写完后，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算是卖弄一下自己。这种卖弄很有必要，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
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以吸引某些工厂主的注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问我：“你懂包装设计？”page#

我点点头，表示他说得对。

“你还懂工厂管理？”他又问，“大学毕业生？”
我又点了点头。
“说一下你的工资要求。”他也点了点头后说。
“一千二。”我脱口而出，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根本不用想。
“一千二高了点儿，一千如何？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
“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我在讨价还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
“行，跟我走吧，我车在那边。”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麻烦你的车从前面绕一下，我取下行李可以不？”
“没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真名就不提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付成”好了。
我的老板付成，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办厂前还是个混子。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是他父亲办的。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付老师”。
从称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老师，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
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倒是争气，上了中专，读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整天不务正业。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得替儿子搞个行当，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厂。
付老师说，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当初什么也不懂，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自己不懂就到处找，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做。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来。
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全是现钱。本加利，资金积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五十个，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第二年就更厉害了，赚了三百来万；第三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我去厂子里时，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
当时，按这种规模，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还比别人早行一步，注册了商标。
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没有具体分工，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整理仓库呀，打扫厂子里卫生啊。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于是，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照本宣科，讲企业的管理制度。
老头听我说得也对，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
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我自打进厂以来，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有无可用之处，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让你走。

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能挣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卖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简单。
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也是一种文化需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什么又叫企业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每天产量是多少，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page#
当然，这是指2000年前的义乌工厂，2000年后，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
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
那时的包装设计是手工画的，画完后交给纸盒厂，再由纸盒厂拿到印刷厂去做图印刷。
我参照厂里以前的包装画完后就交给付成，他便拿到纸盒厂去了。傍晚的时候，付成打电话回来朝我大喊大叫，问我纸盒上的那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我说是“MADE IN YIWU，义乌制造”。付成就怒了，大骂说：“你懂个屁啊，还义乌制造，你想搞什么你？”
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已经放下一切，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也朝他吼：“不是‘义乌制造’难道还是‘上海制造’？”
付成见我这样不肯认错还与他顶嘴，就更火了，当时就在电话中让我第二天滚蛋！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英文正确的写法是“MADE IN CHINA”。当时的我哪儿知道这个。
第二天，我没上班，睡到早上九点多才起床。我准备等付老师来上班时我去讨讨工资，讨多少算多少，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准备走人。没想到，付成差人来叫我了，说是中午有个外贸公司的客人要过来，让我去陪一下，他有事必须立马外出。就这样，我没被开除，留了下来。
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他问：“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太难看了，你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没我的好看。”说完付成脱去上衣，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很有气势。
我连忙说：“不错！不错！”一方面我是拍马屁，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正在看时，付老师走了过来，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再后来，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让我重新刺一个。我没同意，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怎么会再刺。在十年前的中国，刺青简直就是“流氓”与“阿飞”的形象标贴，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想法，所以对手腕上的刺青一直很后悔。
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我买了一只BP机，买完后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父母双亲我的BP机号码，让他们有事呼我。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村里居然通上了电话。父亲是村长，两个孩子又出门在外，所以父亲没加考虑就带头装了一部电话机。
虽说在厂子里我的工资没有师傅高，但已经高出普工一截，而且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可干，要么在办公室看报纸，要么去车间瞎转，全厂就我一个闲人，也没人管我。
我想，可能真是把我当做大学生，当个储备人才。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满足，因为我想要的是发财，不是安稳地活着。我算了算，我这么干下去一年也攒不到几个钱，要与金子复婚还是很困难的事儿。所以，我就有了新的想法，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当时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靠什么机遇来发财，只是想发财，想碰到机遇发财。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太不成熟了。
人可怕与可贵之处都是“有想法”。有了想法就能做出各种各样出格或是出人头地的事情来，有想法总能遇到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放纵自己跃跃欲试。这一天，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典当行真能搞到钱？

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
一天我与司机送货去市场时居然遇上了老五，我的老乡，与我同住一条巷子。老五兄弟五个，除了老大是一个老实的下岗工人，其他兄弟四个全是混子，一个带一个，跟班上。这兄弟几个不光在我们老家那条巷子里，就是在我们县城也是鼎鼎有名。老五虽说是最小的一个，入道最晚的一个，但却是头脑最好用的一个，还是在老家没有进过“宫”的一个。page#
因为住在同一个巷子里，平时进进出出的彼此都很面熟，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很少打招呼，充其量就那么为数很少的几次相互间笑笑。但这次遇见是在异乡、在义乌，情况就不同了。无论老五在老家混得如何火，也无论我在老家混得如何背，老五都很友好地与我攀谈起来。我当然也乐意，有个说家乡话的人温习一下母语不是坏事。

“兄弟，你也在这混啊？”老五递给我一根烟说。
“是呀，来好几个月了。”我接过烟，掏出打火机给老五点着。
“混得如何呀？一月能捞几个钱？”
“还行吧，有一千多。”我说这话时语气挺响亮，想在这个混子面前长点儿脸，也让他瞧得起些。我心想，就他一个混子，在老家都没一技之长，出门在外除了干普工还能干啥？普工哪有我这么高的工资？
“多少？”老五的声音也很响。
“一千多！”我错误地以为老五是吃惊我的工资高，所以声音更响了。
“才一千多？那混个屁啊，你还有钱寄回家给金子？”没想到老五说了这么一句。
“听五哥的口气，你是在义乌发大财了？”这下吃惊的是我了。
“算不上发财吧，一个月也就那么三五千块钱。”老五深吸了一口烟说。
“什么行当这么搞钱啊？也不关照老乡一把。”
“典当行。”
“典当行？”我不解地问。在我的印象中，典当是古代的行当，最晚也得解放前吧，现在还有这行当？
“你读了那么多书，一个大学生，典当都不懂？”老五问。老五看我戴副眼镜，一直以为我是大学毕业分配在城里的。
“这个还真不懂，要不你给我慢慢讲讲，我中午请你吃饭。”我说。因为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难道就是我等待的机会？
“今天不行呀，我在等人。”
“等谁？”
“等这家店的老板。”老五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店面。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我穷追不舍。
“过几天我可能还来义乌，到时再说吧。”
“什么过几天还来义乌？你不是在义乌啊。”
“不是，我在永康。”老五扔掉了烟屁股说。
“永康我知道，不远，要不你再来义乌时呼我吧。”
“行，你有手机吗？”
“没有，我哪儿有钱买手机，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啊，但我有BP机。”
“那也行，把BP机号给我。”
我把BP机号给了老五，老五就被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拉到一边去了。我见状也只能离开市场回厂里。
老五走了，把一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我。典当行能搞钱？这到底是什么行当？凭他老五都能干出一个行当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呢？不行，我得联系上他。可是我忘了问老五的联系方式，看来只能等他找我了。
过了两天，我与付成一道外出。坐在车子里，我问了付成什么是“典当行”，付成说就是高利贷。
高利贷我当然知道，港匪片中没少见，可这是在大陆啊，政府允许这么干？我问了付成，付成说他也不知道，反正有好多人借这个做生意，短期资金周转。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听付成这么一解释，我心想完了，我哪儿有钱做这个，还是别想算了，太遥不可及了。但我还是不解，他老五哪儿来这么多钱？我仔细地想了想，十有*不是他开的，他最多就是一讨债的小头目。
幻想的起缘与破灭都来得很突然。
我算死了跟在老五后面混的这条心，这碗饭不是我吃的。心是死了，可是少了一个机会，还是感觉到有点儿可惜。我对自己说，慢慢再找，机会还会有的。
就在我对老五死心后不久，老五呼了我的BP机，之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我原本不打算去的，但老五在电话中提出来要见面时我不好意思说不去，毕竟是一个巷子里出来的人。page#
老五这次没有带跟班的，就他一人。我问老五为什么，老五解释说这次是专门从永康过来找我的。按老五的话说是他老板求贤若渴。

我的天！这有钱人是不是吃错药了？我算哪门子的贤？看来老五没少在他老板面前吹嘘我。后来，也就是几年后吧，老五对我说，当时他想把我弄到他身边去有两个原因：一是想壮大自己的力量，我毕竟是他老乡；二是老五感觉，出来混光靠武力、蛮力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身边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
吃饭时，老五问我跟不跟他去搞钱，我实话实说，想。
我说：“你们干的那个我干不了，我不会打架，也打不过别人。”
老五说：“请人打架找你干吗？我一个电话回家，老家就来一大批，你又不是不清楚，老家多少人挤破脑门子想跟我出来混。”
我觉得老五说的话也挺有道理的，又说：“可是我既不懂典当行业，又没有资金投入，你老板请我去白养我啊？”
老五说：“不懂行没关系，老板会教你入行，很容易的，一点儿都不复杂。关于投钱你就别瞎想了，我老板有几千万在手，还要你那买烟的钱？”
我感觉还是有些蹊跷，事情哪儿有这么简单的，于是我就说：“让我想想可以不？”
老五可能没想到我会婉言推托，他有些急躁地说：“你还想个毛啊？兄弟，你想想，你现在才拿一千，你过去老板就给你三千，整整翻了三倍，这还不包括奖金，这种好机会上哪儿找？当然，你要真不想干，那我就打电话回家找别人过来了。”
听老五这么一说，我想想也是，我不就是想发财嘛，想发财还怕工资高？还怕钱多？我又没病！
老五见我还在犹豫，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你慢慢想吧，我得走了。”
我赶紧说：“老五，不急不急，你再坐会儿。”
老五说：“不行，我还得赶回去办事。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吧，考虑好了联系我。”
我说：“行，但我怎么联系你？”
老五说：“打我手机。”
我眼前一亮，心头一震说：“你都用上手机了呀？厉害！”
老五说：“手机算什么，我们公司每个员工都配有手机。”
可能就是老五的这句话勾引了我，使我欲罢不能，我决定去老五那儿试试……

为钱就得不停地动脑子，财富与脑子的使用度成正比

我决定赌一把，跟老五去永康。
接下来，我就考虑如何同付成开口谈辞职的事了。毕竟付成父子待我不薄，虽然我对厂子的贡献甚微，但他们一直对我没有任何怨言。我这样选择离开，多多少少都有点儿说不过去。考虑来考虑去，为了圆我的发财梦，我还是狠下心来决定与付成提及辞职之事。
果然，付成对我提出辞职的事甚感意外，他待我一向可以，我突然离开，他问我是不是嫌工资低了。我说不是。
付成又问：“那为什么？”
我说：“我在厂子里没什么事干，让你们养着怪不好意思的。”
付成却说：“我这么一个大厂，养你一个人算什么？再说了，你也不是白拿工资，你不是天天在上班吗？”
我说：“我心里感觉不安。”
付成说：“这事先放放，等我爸回来再说。”
中午下班后回到宿舍，我寻思这个借口不行，得另想一个。
下午，付老师回来后如我所料地问我：“大勇，你上午没同付成说真话吧？”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说：“付老师，其实我是想去学电脑设计。您是知道的，现在社会在发展，手工设计很快就会被淘汰了。”
付老师说：“学电脑设计是好事呀，年轻人多学点儿东西当然比不学好，我支持你去学。如果你缺钱的话厂子里可以送你去学，学成之后回来工作就是了。”
付老师说这话时很坦诚，我一点儿都不怀疑。与付老师的坦诚相比，我觉得自己很不光明磊落。辞职就辞职吧，还编个谎言来掩盖事实。现在想想，如果我当时说出我要去永康干“典当”这一行，估计付氏父子会劝阻我，不赞成我去。在义乌，我很感激这对父子，虽无大恩，但是把我当人看待，是对好老板。page#
我说：“谢谢付老师与付总，我自己攒了些钱，应该够了。”

付成说：“大勇，在外边有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谁欺负你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
付老师瞪了一眼付成说：“你以为人家是你呀，到处与人打架。你现在是两三百号工人的老板，不是街上小混混。”
付成呵呵笑了起来。
我对付成说：“谢谢付总，我不是在义乌学，我去的是杭州。”
付成又笑了：“杭州呀，那远了些，我可帮不上你喽，呵呵，你哪天走？”
我说：“明天早上就走，我同学已经替我报名了，学费都交了。”
付老师说：“学习的事不耽误你，明早让厂里司机开车送你去车站。还有，下午我让财务把你的工资结一下给你。”
我连声说谢谢。
阴差阳错，第二天早上我临出门时碰巧付成也出门，我便搭了付成的车。在车上，付成还是老一套，与我吹嘘他当年的江湖事，吹得口沫横飞。
到宾王客运中心下车时，付成把脑袋从车窗上探出来，说了一句我永生难忘的话。
付成说：“兄弟，在外面混得不好就随时回厂来。”
就是这句话，差点儿让我热泪盈眶。我是谁？一个刚刚从自卑阴影里走出来的打工仔，一个没有给老板带来多少经济效益的工厂管理员，突然之间享受到了这种朋友般的待遇，怎能不感慨万千？
昨天晚上，老五在电话中就同我说好了，到了永康车站，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会来接我。我打完电话十几分钟后，老五果然就到了。令我想不到的是，老五是坐着桑塔纳轿车来接我的。我心想，这家伙是真的混出名堂来了。我突然觉得，老五不再是老家那个人五人六的混混了，像半个成功人士。

“这是你的车？”我第一句话就奔车而去。
“公司配给我们几个用的。”老五说。
“你们几个的专用车？不是老板用的啊？”我惊奇地问。
“你没睡醒吧，老板能用这种垃圾车？”老五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我注意到老五居然把桑塔纳轿车说成了垃圾车，这家伙口气真大。我私下想，可能自己这次的选择是对的了。我还想说什么，老五说：“先上车吧，老板等着你呢，有事回头再说了。”
上了车之后，我发现车里还有两个人，这样加上司机就有五个人了，我不知道这是老五精心安排的，还是他们跟着过来玩的。不管怎样，我受宠若惊。这排场、这讲究，简直就像接个大人物。
奶奶的，真气派！我心里嘀咕了这么一句。
一车人就这么坐着不说话，我也不好意思说话，摸不着他们的套路，怕说错了话给他们留下个坏印象。
车在市区一幢办公楼前停下，大伙都纷纷下了车往楼上走，我也跟着。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我见着了老板，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看着都让人生畏。我的心就那么一沉，感觉自己这回就像是被绑架来的。
“这是李总，这是大勇。”老五把我介绍给老板。
“嗯，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个文化人。”李老板面带微笑地称赞我，也不知是真赞还是假夸，反正我感觉到气氛没那么冷硬了。
“请李总多多关照我。”我强做镇定地向老板小鞠了个躬。这种礼仪都是港匪片看多的结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就那么用上了。
“谈不上关照，互相帮助，大伙都互相认识一下，以后就是战友了，哈哈。”老板爽朗地笑了起来。我没想到老板说话的口气这么低调，如果没记错的话，老五可是说过他是个千万资产的主。
一房间人互相介绍了起来，谁叫啥、哪儿的人。我看了看，有七八个人，都很年轻，不超过三十岁（老板估计近四十岁了，脸上横肉太多，看不出真实年龄，只是猜测）。
各自介绍完后，老板说：“兄弟们吃饭去，为大勇接风洗尘。”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要产生疑问了，凭什么人家对我这么客气与隆重啊？我的看法是，当时他们确实是需要我这样一个人：一、有文化，方便办些借贷手续；二、有口才，可以说服借贷者，不让客人生畏，尤其是家庭生活困难，为钱可以不顾一切者；三、在永康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犯事后好走人；四、我的外形斯文，需要我这样一个形象窗口；五、归功于老五的强力推荐。page#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所谓的“典当行”也就是民间集资放贷，很多浙江人在这方面栽的跟斗很大，比如：

1. 浙江省温州市所辖的乐清市农妇陈美兰非法集资九千余万元。
2. 浙江金华29岁的董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在短短一年多里疯狂诈骗，涉案金额三亿余元，直接损失4500万元。而上当受骗者大多是她身边的亲友，也有个体私营业主、农民、公务员等。
3. 浙江丽水司机单旭波非法集资6280万元，以月利率15‰~80‰的高额回报为诱饵，采取个人出具借条、签订借款协议等形式民间集资。
4. 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在丽水非法集资高达7亿元。
5. 浙江东阳创造神话的26岁女富豪吴英非法集资38亿元！
……
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民间集资一直在合法与不合法、要不要合法化中争吵不休，社会各界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除了上面所写的这些不良的集资外，浙江省各地的民间集资可谓是遍地开花。很多人以此为正当职业，也在正当、健康、良好地运作。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也是推动经济建设的一个方面，解决了小企业主短期资金周转难的大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说得比较靠谱。良性循环的民间集资我们要正确看待，而对恶性的民间集资就不用我们再议了。
当然，上述的内容对于1999年的我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我哪儿能知道这些，我只知道人家李总有钱，有钱就拿出来借给别人，然后收比银行高点儿的利息，就是做生意。充其量就是你借钱不还，我就找人打你，逼你还钱。
我记得那天喝完酒之后又去唱了歌，后来李总还单独又找我谈了一次，无非是谈些工作内容之类。
第二天，我就好奇地问了老五，问他是怎么认识，又是怎么结交上李总这个大老板的。
老五说：“百货商场边上那家五金店知道吧？”
我说：“知道，就是浙江佬开的那家。”
老五说：“那老板就是永康人，他看我为人比较仗义，手脚又灵活，就把我介绍给他表哥了。”
我问：“你说李总是那五金店老板的表哥？”
老五点点头。
我笑了，笑得憨憨的，边笑边说：“老五，你运气真好，碰上这么一个有钱的主儿，以后少不了挣大钱，风风光光回家了。”
老五也笑了：“彼此彼此，都是兄弟，有财一起发，哈哈。”
接下来，我就算是正式上班了。我与老五他们的工作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催还贷，我主要是放贷，工作性质有点儿像银行里的信贷员。我每天就是接待客人，介绍行规与利率，然后把资料给老五他们，让他们去考察借贷方的资质，比如有无实体、有无营生、有无正式工作、借款用途等等，无非是调查客人的偿还能力。不是什么人来都能贷到款的，否则是个人都会来借钱，借了钱之后一走了之，到哪儿找他去？
其实正儿八经做典当这行还是有很大风险的，老板每天都要为客人能否偿还借款、能否按期偿还、客人会不会携款跑路等等问题担心。所以，老板必须养着老五这样的一班子人，除了催还款还得注意大客人的动向，有点儿风吹草动什么的要及时采取措施，拿出有效的处理方案，尽最大努力挽回经济损失。
老五去催还款一般不会带着我，他说这事儿不是我工作的范围，没必要找麻烦。我知道老五是为我好，出门在外，老乡的关系就是值钱，抵得上亲兄弟。
但是有天晚上，刚吃过晚饭，老五说要带人去催笔款子，我一时来了兴致，也要跟着去。老五起初不同意，后来我说想见识见识，长点儿知识，以后对工作也有帮助，老五就同意了。

我让全家人在村子里抬不起头

离婚后，我将房子留给了金子，我没要。我知道自己没钱养女儿，这房子就当是给金子的补偿。
我瞒着金子给银子随了二百元礼。银子没要，银子说：“姐夫，还是你自己留着花吧，我知道你很需要钱，当然我更希望你能挣到钱并很快与我姐复婚。”我一言地不发地把红包放回了自己的口袋。末了，银子还叫我不要怨恨她的母亲，母亲也是为了她姐的幸福。我点点头，憋着嘴想了一下，说：“我不会恨你妈的，我会成为富人给你妈妈看看，我要让你姐成为富人家的太太，过上好日子。”page#
我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无处可居，城里的家已经不属于我了，不再是我的家了。

好在我还有父母，好在已近年关，我有了过年这个借口回家居住。于是，我满目悲情、千疮百孔地回到了乡下。我明白自己将面临父亲的责骂、无尽的悲愤，以及亲人们对我无穷的失望。我的落魄似长江之水滔滔不绝，我的沮丧如秋后细雨绵绵无期。
一个让老婆丢弃的男人回家了！
一个让父母怨愤的儿子回家了！
从城里到乡下的家有20公里，我没有坐车，背着行囊一路步行，以此方式来惩罚自己的失败与落魄。无人能解救我，生我养我的父母也无能为力。上帝是伟大而无所不能的虚幻者，而我是渺小、一无所能的存在者。
我一路走着，像个来自异乡的流浪汉。
到家时父亲还好没在家里，母亲看到我疲乏的身子时吃了一惊，她问我是怎么了。我说：“没事，中巴车坏在路上，我就走回来了。”
母亲又问：“前些天刚回来的，怎么又回来了，没事吧？”
我说：“这不是快过年了嘛，在城里也没事可干，就干脆回家等过年了。”
母亲“哦”了一声，说：“那你怎么不把孩子带回来？金子一个人上班又要带小孩不累啊？”
我说：“她姥姥带着呢，她姥姥不让我带回来，说乡下太脏了，不卫生。”
母亲没再说什么，半信半疑地忙做饭去了。我轻吐了一口气，第一关算是过去了。接下来还有第二道、第三道……不知道有多少道关等着我。我想，反正自己现在是死猪一头，还怕开水烫？
我随时准备着为我的离婚付出代价。我不知道这个代价将是多大，我是否能挑得起。
当天吃晚饭时，父亲居然也没问我为什么又回家了。我想是母亲已经告诉过他了。这第二道关也算顺利度过。我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能包几时算几时，容我慢慢给他们解释。如果突然说出来，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八级大地震，到时地动山摇不可收拾。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唉！
在腊月，乡下人无农事可操劳，会聚在一起打麻将。以往我也是个喜欢玩牌的主儿，但眼下我没那个心思。我白天在楼上看小说，晚上早早入睡。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宅男，一个农村的土宅男。我感觉到有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我，使我羞于见人，偶尔走出家门也是去上厕所，低着头，见人都躲躲闪闪。
我早已习惯先前村民们同我打招呼时的话，“大勇，回家来过年了？城里的媳妇也回来了吧？”现在，我已经不再是城里人，我又回到了乡下。我一事无成，吃父母的，花父母的，连村里最没用的吴老实都比不过，人家吴老实还知道给别人放放牛，挣点儿钱给他妈妈贴补家用。
直到有一天，我上厕所时被村支书看见了，他喊我去他家打牌。村支书算是村里有身份的人了，同我父亲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不能不给他面子。于是，我就开戒了，没日没夜地从支书家玩到别人家，只要有赌局我都会去凑手。我沉浸在了麻将中，白天忘却了烦恼。可是到了夜里，我就想金子，想我的女儿，想我们的家，想那种贴心窝的温暖。我很担心即将爆发的家庭战争，因为父亲迟早会知道我离婚的事实。
父亲对我一天到晚不着家只顾玩牌很反感，他训斥我说：“虽然你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是做父亲的人了，但你还是我的儿子，如果你再继续这样赌下去，就给我滚回城里去！”
于是，我停了三天没有玩牌，但不玩牌，我又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有时一篇小说我看了三分之一还不知半点儿意思，心思全不在书上，也不知在哪里。我用双手发狠地掐自己的脖子，直至面色苍白才放手，我不是想自杀，只是虐待自己。
烦，真他妈烦！
有人借酒消愁，我借赌消愁。我不能不赌，只有赌才能让我过剩的精力不放在想“未来”上。我没有听父亲的话，又去赌了。
其间，我上师专的妹妹小梅放寒假回家了，她也劝我别再赌了，我却冲她吼，让她少管闲事。page#
我妹小梅虽然书比我读得多，上了大专院校，但在家里的地位始终不如我，就因为我是男的，她是女的，她续不了家里的香火。但是小梅后来帮了我很大的忙，没有她，我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可能最多也就是个小打小闹的类似加工厂的小老板。

连窝都没了，现在只能回乡下老家

那天，岳母还想数落我个没完没了，亏了岳父制止了她，我才得以解脱。接下来几天，岳母不让我照顾金子，她与我小姨子银子二人轮流陪护。
金子出院后直接回了岳母家，我知道这是岳母的主意，是想隔离我们夫妻。我也去过岳母家几次，岳母见我都是那句话，让金子与我离婚。我不相信金子会真的与我离婚，我就找她。她脖子上还包着纱布，我见了很愧疚，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问了她。
金子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在她母亲的逼问下才点了点头。我不同意离婚，我知道离婚对我意味着什么，家是我活着的目标，我活着的所有希望啊。
我心想先拖着吧，或许拖着拖着，时间一久，金子就回心转意不离了。于是我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暂时不再去岳母家惊动她娘俩。
人缺钱时百事不灵！睁开眼都是烦心事。
我发现家里没米了，菜没有我可以将就吃，米没有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打死我，我都想不到，在自己家里居然能碰上像义乌那样无饭可吃的日子。
这可是我的家呀！唉！
我在家里到处搜找，最后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存折。我看了看上面的数字是九百多（具体数字已经记不清了）。九百多，这就是1998年我全家的存款。但是我没有密码，还是取不到钱。我犹豫了半天也没好意思给老婆打电话，我开不了这个口，我这要是一开口，还不加速我们离婚的步伐？千万不能开这个口。
但是我要吃饭呀，我不能坐在家里饿死。
老婆要离婚，家里无米下锅，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想到了我的父母，想到了我乡下的家。
打小，我就是父亲的骄傲，因为我一直学习优异，用老师的话说，我就是上重点大学的料。但是，高考后我让父亲失望了。我知道自己是考不上大学的，因为在高中时期我爱上了美术，那时我已经对文化课没半点儿兴趣了，我梦想考上美院。很小的时候，有个命相师曾给我看过相，他说我一身的艺术细胞，很有天分，但是我这辈子注定吃不了艺术这碗饭。到今天，我的半生经历让那个相面师说中了。我没当上画家，也没当上书法家，就是后来梦想的作家也没当上。
高中毕业后，父亲花了五千元给我买了非农户口，又花了五千元让我进了国营单位上班。父亲说：“虽然你小子不争气没考上大学，老子也不能让你再步我后尘，过着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了。”page#
我知道这是父亲要面子，父亲太爱面子了，尤其是当上村长后更甚。我理解父亲，一个心高气傲的地主后代，身上总奔腾着上辈的血液。父亲对我说：“这辈子是指望不上你了，希望你能找个城里儿媳妇，就谢天谢地给老子脸上添光了。”

父亲的这个想法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也想找个城里媳妇。
看上金子时，我认定了这就是我未来的媳妇。追金子时，我着实费了好大工夫。因为当时追金子的男人可以排成一个班。我知道自己的短处——乡下人，无房无钱无好的工作，但我有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
年轻的时候，我长得蛮清秀的。清秀与现在的帅可能不是同一个概念，但那时的女人说小伙子，都说清秀与否。金子看上的就是我的清秀与机灵。金子不止一次对我说，你是命不好，没有让你施展才能的舞台，其实你不是穷人、凡人命。不管金子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我都很感动。能娶到金子是我的福气。
我和金子谈了两年恋爱，如果不是她的父母亲不同意，嫌我家是乡下的，在城里没有关系，我和金子认识的当年就结婚了，因为我们真的情投意合。
后来，我的父亲又东拼西凑给了我两万元，我与金子在同事那儿借了一万元，岳母那儿给了一万元，我才在城里买了一室一厅的居室，成了家。
转了城里户口，找了城里工作，买了城里房子，又娶了城里媳妇，这下我算是地道的城里人了。父亲很开心，虽然为了我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老人家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我回到了乡下。
父母对我的突然回来很意外，他们一直以为我还在义乌打工。要是父亲知道我正在闹离婚，而且是无饭可吃了才回的家，估计会当场气得吐血。
我尽量避着父亲，怕他问东问西。好在父亲很忙，忙村里的事，忙自己家地里的事，顾不上同我说话。都说知儿莫若母，这句话一点不错。第二天早上，母亲偷偷找我，给我塞了五百元钱。母亲说：“大勇，你一定遇到难处了，妈看得出。这点钱别嫌少，我儿一定能熬过去的。”我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没有将闹离婚的事儿告诉母亲，我怕她老人家担心。
为了父母亲，为了我自己，我要坚持住，不能离婚！
我回到了城里，老婆还是没有回家。我走时特地在家里做了几个记号，那几个记号显然原封不动。也就是说，我离开家三天来，金子连家都没回过。我预感这婚姻是山穷水尽了。
我再次去岳母家时，金子上班没回来。我没想到岳母居然为了金子给我跪下了，她求我放了金子；她说金子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不能再这么过下去；她说离婚后可以让金子等我两年，两年内如果我能有足够的本事养老婆孩子，就让金子与我复婚；她说……她说了很多很多，我记不住了，我也不想记住了。我胸闷，我口渴，我力不从心想随地倒下，躺着一睡不醒。
我没得选择，只能同意离婚。
其实，我不恨我的岳母，她曾经借钱让我买房子，一直给我带女儿。今天，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她这样做我不怪她。我理解这种舐犊情深，她没错。
领离婚证的那天，也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天。从那天起，我改变了人生目标，我不再想只是有份安稳的工作与收入，养家糊口过日子。我想成为富人，能有多富就努力有多富。自此后，我的大脑中每天都在回荡着“发财”这两个字。我深深地尝到了穷人的不幸与富人的美好。
我的心态变了！
一个人心态变了是种可怕的事，非常可怕。
我带着这种可怕的心态步入了1999年……

岳母下跪，我没法不离婚

……
段子毕竟是段子，虚构的成分很大，但道出了一个真理：钱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不怪、也不能怪我的朋友，在钱与友谊之间，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某天，女儿被她外婆带走了，家里只有我和老婆。吃饭时，老婆在饭桌上对我说她妹妹马上要结婚了，要我随礼。我知道事情瞒不过去了，只好如实说我没有钱了。老婆听完我这句话时，饭含在嘴里，睁大眼睛望着我，说不出话来。我抬抬手，让她先把饭咽下去再说。
“你没钱了？你打工挣来的钱呢？”老婆阴着脸问我。
“做生意赔光了。”我说。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你不是在厂里上班吗？”
“开始是上班，后来去夜市卖袜子赔光了。”
“你上班上得好好的，干什么去做生意啊？”
我没有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你的钱不会是给了什么人吧？”老婆狐疑而又大胆地猜测。
“没、没有，真的是做生意赔光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结巴了起来，这可恶的结巴！
“没有？那你紧张什么？说话都结巴了。”
我低下头吃饭，那嘴巴几乎是贴着饭碗在吃。
“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婆说着说着就眼泪汪汪了，“我怎么就遇上了你这么一个男人？我真是自找的！你看看对门的，还有楼下的，以及左邻右舍，哪一家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哪一家不比我们强出一大截？是女人有本事吗？不是！是人家男人会搞钱。”
我低着头嚼饭，嚼的什么味我自己都不知道，嚼了半天，那口饭还在口中倔强地不肯下咽。而老婆还在继续唠叨，继续着结婚以来最长、最多、语气最坏、声音最大的一次叨唠：“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成天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哪儿有男人样？你再看看别人家的男人，哪个不是在外头风风火火地挣钱，风风火火地过日子……”
我的神经“噌”地一下就错位了，大脑中一声巨响，所有努力背后的委屈全爆发了。我忽地一下站了起来，眼睛瞪着老婆。
老婆也跟着站了起来，她也瞪着我，说：“怎么，你还想打我啊？来，你试试，你要是个男人今天就打我一顿。”
我随手抄起饭碗砸在了桌子上——
“砰”的一声巨响之后，我听到了一声尖叫，紧接着看见了鲜血从老婆白皙的脖子上流了出来。
我吓坏了，赶紧拉开老婆的衣领察看情况。老婆生气地推开我，我又坚持地扑了上去。我看到了比那声尖叫更可怕的一幕：一块碎碗片深深地划破了老婆的脖子，转眼间，血就抹红了半边脖子，顺着衣服滑下来。
我让老婆用手死力地捂住伤口，然后抱起老婆，打开家门就往楼下冲。瘦弱的我也不知打哪儿来的力气，居然一口气将老婆抱到了楼下的大街上。我气喘吁吁，顾不上喘口气就四下找三轮摩的。
摩的在大街上忙碌地飞奔来飞奔去，全是载着客的！
我急了，抱着老婆站在街中央，看见一辆摩的过来，就迎面冲上去口中直呼：“师傅，快救人！快救人！”三轮摩的停下了，一个好心的乘客把车让给了我们。
到了医院，来不及挂号，我抱着老婆就扑上了急诊室。医生看后说：“赶紧送手术室，病情很危险……”
老婆在手术室抢救时，我还算冷静。我走出了医院，到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给岳母打了个电话。我是迫不得已打的这个电话。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钱，需要一个人来垫付医疗费用。page#
这话很丢人，也很龌龊，却是实情。我想不到的是，这个电话直接断送了我的这段婚姻。即使想到了我又能如何，还是必须打这个电话。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钱，他们可以见死不救。这种事，报纸上、电视上满天飞地报道，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岳父、岳母、小姨子、大舅子都来了。
亲人们赶来了，我没有感觉到温暖与帮助，我感到的只是一阵阵冷风。我明白接下来我将面对的是何种审判，又将如何接受众叛亲离的下场。
在医院里，虽然我一次次表白自己是无意伤害老婆的，但我的大舅子还是狠狠地给了我一拳，就在他准备给我第二拳时，我的小姨子银子拖住了他。
岳母哭哭啼啼地指着我鼻子说：“金子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一个无用的男人？当初我就不同意，是她自己瞎了眼非要嫁给你这个乡下佬。我就说过乡下人粗野，会打老婆的，这下验证了吧？今天如果金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条老命就跟你拼了……”
一个护士走过来，让我们这群人安静、安静。
岳母激动得不行，她没有顾及护士的话，继续数落我：“你在家玩，你不挣钱，你没本事，我们都忍着不说你。只要金子愿意，她愿意受苦我们都没意见，过日子是你们小两口的事，我们管不着。但你竟敢动手耍流氓了，这次没这么好说话了，我非得让金子同你离婚不可！”
岳母说到“离婚”二字时，我的脑袋轰轰作响，虽然这话不是从我老婆金子口中说出来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危机已经揭开面纱了，很快就会被剥离，露出狰狞面目来。我仿佛看到了不久之后自己血肉模糊的脸。

我想回家了，特别想！除了回家我好像已经别无选择，否则我又将陷入新一轮的困境。
我不想再重蹈覆辙回到几个月前的流浪生活。
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我想回家过年了。老婆说过年还早呢。我说我想家了。老婆沉默了一下说：“我想你再挣些钱回来，我们家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回来吧。”
我老婆性情很温和，我一直疼爱着她。我们结婚后几乎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所以为了她，我一门心思都在努力挣钱养家，让她像别人家的女人一样，平平安安过日子。我没有将我在义乌经历的这么多事告诉老婆，说了也只能让她担心，于事无补。在外的人，报喜不报忧，这是传统。
虽然我出师不利让老婆失望了，虽然1998年我又将混过去了，但是我还有来年，还有来年的来年，只要老婆在、家在，希望就在。
我坐了一夜大巴车，于凌晨五点钟左右回到家。
我没有轻松愉快的心情，因为我兜里没有钱。
我没有感觉家乡的可亲，因为我兜里没有钱。
我只是一个失败而归的人，我只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男人，我兜里没有钱。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温馨，家的温馨，熟睡中女儿笑靥的温馨，与老婆缠绵的温馨。无论我如何失败与失落，家都给了我热烈的温馨。
温馨过后是刺痛，一种负罪般的痛。没有兑现当初出门时的豪言壮语，我很害怕老婆开口问我要钱，因为我口袋中只有几枚硬币。我无法主动对老婆说我只剩几枚硬币了，我说不出口！
李宗盛有首《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
多少同林鸟，已成分飞燕。
……
我是凡人，我终日奔波苦，我害怕某日爱人与我分飞燕。我清楚这个社会的现实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理解我老婆。放弃一个连家都养不起的男人，何错之有？
我努力地表现自己，烧饭、洗衣、带孩子，承包了所有的家务，目的只有一个，让老婆感觉我还是个可以过日子的男人。我不梦想有唯美的爱情，双方山盟海誓、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我只是很现实地想有个完整的家。
然而，我能感觉到一种危机正悄悄向我逼近……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都会来的，无论是和风细雨地来，还是暴风骤雨地来。老婆有好几次隐隐地想问我带回家的钱放哪儿了，话到嘴边她又咽了回去。我理解作为家庭主妇想抓自家男人钱的心情，何况我们又是一个穷家。她并不知道，她的男人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就这么苦苦地在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其间的烟钱还是向朋友借的。我原打算不是去朋友那里借钱买烟的，而是想多借些给老婆，就说是在义乌打工挣回来的，以此蒙混过关，过了这个坎再说。
但是，唉，人穷时，再好的朋友也不真心了。平日的铁哥们只借给了我二百元，我不能怪他，只能怪自己太不争气。page#
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甲对乙说：“我给你一千元，你出卖你好兄弟一次，可以不？”
乙说：“不可能！”
甲又说：“那我给你一万元。”
乙说：“给得再多也不行，我们是铁哥们。”
甲说：“好吧，我原本打算给你一百万的，看来这事没商量了。”
乙赶紧说：“一百万，你当真？”

没钱的家庭都相似

但现实让我选择了卖袜子，现实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
我进了四百元的袜子，信心百倍地冲上了夜市，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将军……随便找了个位子后，把袜子摊在纸箱上方，并用硬纸板写了 “十元三双” 四个字，放在纸箱前面。没有凳子，我就蹲在纸箱后面。
第一夜，我羞于叫喊，袜子无人问津。我眼巴巴地看着人流汹涌澎湃，最后消失殆尽……开张不利的我，回到小旅馆后坐卧不安，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方式，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喊。我没钱买小喇叭，只能靠人工喊。想好了，那就实施吧，放下面子，放下不必要的面子，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彻底放下，因为尊严换不来生活费。
第二夜，我卖力叫卖。人潮中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曾回头瞅过，也不知是瞅我还是瞅袜子，瞅完就扭头走了，没人问我话，哪怕是随口问问或是不问袜子问个路什么的都没有。我在人头涌动的闹市里十分孤独、十分难受。
我不能不难受，我的袜子，那几乎就是我在义乌的全部家当啊。现在，偶尔经过夜市，我都习惯性地用眼角的余光扫过每个角落，仿佛在某个角落蹲着个“我”。曾经的孤独叫卖声被淹没了，曾经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面对两夜来的尴尬局面，我又想了一个晚上，决定换块广告牌，把“十元三双”改成“十元四双”。
第三夜，我在“十元四双”的牌子后蹲了三个小时，抽掉了十根烟，喊了成百上千嗓子，卖出的袜子数量依然是零。我的声音越来越孤独，我的信心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全副武装的将军，而是战败归来的蜀国士兵，我找不着诸葛先生，我的军师只是个美丽传说。
第四夜，我一咬牙，将牌子换成“十元五双”，贴近成本价销售。我已经要求不高了，我希望上苍能原谅我的过失，让我拿回我的成本。上苍照旧是虚无的，我依旧是失败的，败得一塌糊涂。眼看我的所有家当都将付之东流，我连回家的路费都将不复存在。难道我还要再去偷？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能，绝对不能，那不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凭一双干净的手，挣钱养家过太平日子。
第五夜，我彻头彻尾失去了信心，我已经没有退路。没有退路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牌子再改成“十元十双”。我想，能捞回多少成本就捞回多少吧。
这次“狠”成功了，零零散散地有几个人买了。后来，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袜子，然后问我还有多少货。我说不多，全在这了。那女的说她全要了。page#
按道理说有人全要了，我应该高兴或者激动，但是我莫名地情绪低落，没有一丝兴奋。我人生的第一次经营行为就这般草草收尾。我真是不甘心啊。我想起了一个成语：虎头蛇尾。

那女的与我点完货后，叫我把袜子抱着跟她走。我问去哪，她说跟着她走就是了。我怕上当受骗，就多长了个心眼。我叫她先付钱，付完钱我再帮她搬货。女人二话没说，很爽快地就付清了钱。
我抱着袜子跟着那女人没走两分钟，就到了一个摊位前，那女的说：“放下吧。”我一看是个袜子摊，卖各式各样的袜子，品种很是齐全。这下我全明白了，但是那女人说的一句话我很是不明白——她悄悄对我说：“小兄弟，以后有货就往我这儿送好了。”
我心想我哪儿还会有货啊，于是随口说没货了。那女人朝我嘿嘿一笑，说：“我说的是以后，不管哪天，你弄到货都可以往这送。”
我这下算是反应过来了，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小偷！

我又失业了！
如果说上次失业是我不知深浅自找的，那么这次，我是完完全全被牵连的。好在，这次我身揣五百大洋，可以从容地生存下去。
我离开佛堂镇到了城西。那时的城西与现在所指的城西不同，现在的城西范围很广了，甚至与北苑工业区都容易混淆了。现在的大批工业厂房占据了城西的绝大多数土地，除了拥挤还是拥挤。义乌最有名的好几家企业都在城西建了自己的一期、二期甚至是三期厂房，比如浪莎、三鼎、王宾、伟海等等，都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同行业龙头企业。
这次我之所以选择在城西落脚，是因为离义乌的劳务市场红楼宾馆近些。其实也不算是劳务市场，只是招工的、找工的都在那条街上汇集。那时义乌还没有正规的劳务市场，现在香山路上的劳务市场和人才中心是后来建的。
我记得有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经很火，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我钟爱这几句话更胜于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因为我在地狱者与天堂者混居的义乌风里、雨里、雾里、阳光里……一晃十余载。
我熟知地狱与天堂只有一墙之隔，如果你手中握有大锤那就不要迟疑，奋力砸开那堵墙；如果你只有小锤，那就沉住气，一小锤一小锤地砸，慢慢来，不要急。前提是你要向往天堂，你想，十分想，想得不行，然后行动就有了力量。
1998年的我，没有想过天堂与地狱，只是想在现实的人间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儿，幸福一点儿，顺风、顺水、顺心一点儿，足矣。
在红楼宾馆前转悠了几天，我对找工作慢慢失去了信心。这次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心有余悸。眼看还有三个来月就要过年了，如果再有闪失，我可能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想，这样不行，我得干点什么，不能只是打工。我总结了五个月以来的经历，调整了一下思路，临时决定干点什么小生意。因为我口袋中有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小试一下。page#
我知道老家开店、摆地摊的人都经常到义乌进货，现在我人就在义乌，为何不去进点儿“货”卖卖呢？我为自己产生了这么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欣喜起来。我想到了夜市。义乌的夜市很是热闹，因为打工者都爱逛夜市。每到夜里，夜市上可是人山人海，走路都是你推我、我推你。

于是我来到了夜市，用专家的话说，就是考察市场。我所看到的夜市很零乱，卖啥的都有，从服装到百货，应有尽有。我在夜市上来回走了两遍，内心有点儿失落。因为我口袋中的钱确实是太少了，做哪样生意都远远不够。
我很失落，我很沮丧……
我蹲在夜市一个角落里独自抽着烟。我不想放弃，一点儿都不想放弃，我觉得我的想法很好。蹲了好长时间，我终于又想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卖磁带；一个是卖袜子。这两种经营需要的本钱可多可少，关键是不占地方，又不需要固定摊位，可以流动经营，也就是说可以随地摆着卖。拿定主意后，我就着手找货源。
我先到了小商品市场，找到了磁带批发摊点，一打听，磁带要求的本钱还是稍稍高了些，我只能选择卖袜子。其实在卖磁带与卖袜子之间，我还是偏向卖磁带，因为那时的年轻打工者没有MP3、MP4，听音乐完全来源于小收音机或是录音机，可见磁带的市场潜力还是相当大的。那时我多想身上有一千元啊，如果有，我肯定选择卖磁带而不是卖袜子，或许我的人生会就此改变，上了另一条轨道。

夜市卖袜子，我居然血本无归

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会规规矩矩地在这个厂子里干活、拿工资，然后年底回家过年，但是，不顺的事再次来临。
这家工厂是内销与外贸业务都做的，那段时间，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全厂加班加点地干。做过外贸生意或是在外贸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外贸订单在交货时间上要求比较严，一般不会给你宽裕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订单，时间上很紧凑。
说句内心话，我很盼望工厂单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资按小时算，两块五一小时，很划算。对于我这么一个很缺钱的年轻人来说，别说两块五，就算是一块五我也乐意干，反正晚上睡觉也睡不来钱，而且也无事可干，很无聊。
一般来说，杂工下班是厂里最迟的一批，因为我们要等工人们下班了，才能去车间把货拉到仓库去交给仓管。
仓库总管陈师傅是老板的老爸，没什么文化，不过负责仓库是把好手，事事俱细，生怕哪个仓管偷了他家东西，盯得很牢。那几个仓管员被他盯得喘不过气来，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骂。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义乌工厂，现在改观了很多，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家族式工厂存在。因为这些工厂不想把企业做得多大，说白了就是赚点儿钱，赚多赚少没目标。这样的工厂风险小，很实用，也很实惠。义乌这片市场能成今天这么大的气候，与这些急功近利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为后盾，再大的国际商城也是一纸空谈。急功近利者有利则图，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图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这儿聚了。先不管质量怎么样、工艺怎么样，人家便宜是明摆着的，你不要便宜货，大有人要便宜货，全世界毕竟还是穷人多。
事后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个仓管请病假了，让陈师傅代管一下仓库。我送货去时比较迟，全厂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后一个。不是我想混时间多拿点儿加班费，确实是那天货比较多，我整理了好长时间才弄完。
我拖着货去仓库时，门是关上的，我使劲敲了敲门，门才开。我没想到陈师傅从里面走了出来，更没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贼的那种表情。我心想，整个厂都是你儿子的，你躲在里面有啥好偷的？这么想着，我当然就不会怀疑陈师傅有何不轨行为了。当我拉着货进入仓库里面时，才发现有个女人的长发露在仓库角落纸箱的后面。
陈师傅发现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赶紧用身体拦在了我的前面，说：“乱看什么？时间不早了，赶紧下货回去睡觉吧。”我“哦”了一声，就匆匆下完货离开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还是那句实在话：我还想在这个厂继续讨生活。
过了两天，厂里出事了，一个江西的工人将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事实上这事儿也确实与我无关，但是它就与我有关了，不说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我当然得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老板说我很不老实。page#
我想了半天，也为了能留下来，鼓足勇气实话实说了，希望能争得老板的共识。我粗略地说了那天晚上仓库的事，特别强调说只看到了像女人头发一样黑乎乎的东西，不能确认就是个人躲在那里。

老板问：“你真没同别人说过此事？”
我说：“我连那是不是个人都没敢确定，又怎么能同别人说呢？”
老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继续问道：“你觉得那人是齐芳吗？”我问谁是齐芳时，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语，我心里越是没底，不知道他要出什么牌，我能做的只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的感觉稀里糊涂。
老板想了又想，说：“你得走了，今天就离开。”
我问：“去哪？”
老板说：“只要你离开厂子，去哪儿我管不着。”
我懵了……就为这让我离厂？这种结局果真很强悍，强悍得让人无语。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厂里干，我喜欢这个厂。”
老板说：“那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说：“我没钱，我身无分文，您要我去哪儿啊？我出了这个大门将寸步难行。”
老板问：“前几天不是刚发的工资吗？”
我说：“家里人病了，全汇回家了，这事儿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放在办公桌上，说：“拿去吧，抵你的工钱应该够了。”
我央求老板说：“这事儿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还快：“没得商量。”
既然没得商量，我只好灰溜溜地准备滚蛋。那一刻，谁也读不懂我眼里的沮丧与无助。
当我转身离去时，老板说：“小伙子，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里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给我工作、给我家的希望？！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这叫什么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说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现在的世界贸易，美国人说这是“游戏规则”，全世界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否则你就出局。
我当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鸟主管说：“我没钱。”
主管跟我说：“没钱我随时叫你滚蛋，滚出这个厂，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当真的来信。我珍惜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于是我说：“我现在真没钱，过几天发工资再给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骗老子，小心打爆你的头！”主管丢下一句狠话，昂着头走了。
几天后，我拿到了来义乌四个多月后的第一笔工资，522元6角。因为差两天不够一个月，所以不是560元。按道理还要扣生活费的，我骗老板说家里人生病急需钱用，生活费就等下个月一并扣好了，老板这才开恩。
这笔工资距我在单位上拿的最后一笔工资也有十几个月了，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点儿激动。以前在单位上拿工资习惯了，每次发工资都显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来领工资让人的感觉如此美好。page#
现在，我自己每个月给员工们发工资了，因为亲历过，所以我从不拖欠员工一天工资，每月都让财务很准时地发放工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发放，必须事先张榜通知。

那天领了工资，我主动给了主管一百元，因为我不想惹事，我习惯了躲事。余下的422元6角，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邮局往家里寄了四百。因为我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我必须寄，而且不能低于四百，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自己在外边苦一点儿没关系，没人认识，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邻居，不能过得太苦，这个尊严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不能让邻居们在背后指着我老婆说，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挣不来钱，这样老婆会抬不起头来。我可以想象，当邮递员一次次上门送汇款单时邻居们投来的羡慕表情，那种幸福，老婆会知道，我也知道。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60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1998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560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550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32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page#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1998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我没忘，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那我挂了？”
“挂吧。”
“我真挂了？”
“嗯。”
挂了电话，我突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满脑子雾水。我木木地朝门外走。超市老板追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还没给钱呢！”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回到小旅馆，我没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没胃口，二是我感觉到了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两岁大的女儿可爱的脸，和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
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136元。我感到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过气来。我摸出无过滤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过一次了，这种耻辱的事，做过一次，对我来说，就已经超越底线了。难道我还要再干一次？况且，再去危险性很大。我恨我自己，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带着一份不安，我在内心苦苦挣扎。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做出了选择，我必须去冒这个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没希望了。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内心一阵一阵颤栗。
为了家，为了女儿，为了希望，我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我还是选择夜里两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了小旅馆的床上，摆在了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
有了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还可以挤一百出来，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个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过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50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page#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32元钱。我要靠这32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550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450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

虽然现在有150元了，但我还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个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个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
第一件事：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先洗个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没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这些天来，我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我还年轻，才26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个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问题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过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个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从来没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过，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里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过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说：“你好，我是你对门的（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你叫我老婆金子接个电话好吗？”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page#
“谁呀？”过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你在外面还好吧？半个多月了也没来个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说。
“没事，我好着呢。厂里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时间出来给你打电话。”我撒谎说。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说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你发工资了没有？女儿生病了，家里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你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里的情况，但还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你汇些过去。”我又撒了个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你不上班吗？”
“上的，我中午会请假出来给你汇钱。如果请不到假，我就后天给你汇。”
我努力地为自己多争取一天的时间，虽然我知道，这一天对我而言没什么作用，我没有工资可领，但我必须忍着难受鼓励老婆，“我没事的，很好。你和女儿在家要舍得吃，不要不舍得，我会寄钱回去的，你放心。”
“嗯，你也要保重身体，天太热，晚上睡觉不要贪凉。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你抽空再打过来。”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我在外贫困挣扎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一批？有多少？”一个家伙问。
“具体我没数过，反正不少。”我故意这么说，目的有二：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二是慢慢套他们。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不至于不给我钱。
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没兴趣听下去了，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另外一个就叫大高。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
“你想卖多少钱一把？”大高问我。
“*块一把就差不多了。”我说。
“*块一把？你抢钱呀？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小矮说。
“胡扯个毛啊，五六块你给呀？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
三块一把，说实话，这种价位是很低，但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得乐意被他们宰，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反倒不正常了不是？
“三块五，大哥，给兄弟我一碗饭吃吃。”我故意说。
“就三块！不行你走人，我们睡觉，懒得烦这小生意。”大高说得很假，但这假话说得很正常。
“三块就三块，但要现金。”我装做心一狠，咬咬牙说。
“当然现金了，哪个像你厚脸皮。”小矮又摆着厚厚的谱子说。
大高狠狠地瞪了小矮一眼，似乎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看你这穷酸样也是等钱用的主，那就给你现钱好了。”大高藐视着我说。
多年后，回忆起大高藐视我的眼神一点都不生气，我感觉非常滑稽。我时常想起这眼神，偷偷地笑出声来。page#
所谓的有钱与贫穷、成功与平庸，都是相对而言，那天的大高完全有资格以那样的眼神来藐视我，因为从“资产”上而言，他比我成功得多。人的眼神总会在无意间给他人留下某种藐视的信号，理解了这种信号就是动力，不理解的就会当做侮辱。在经商的路上，我一次次遇到过这种眼神，好在我都把它看成了一种动力，驱使我一次次地埋头向前，即使前面是坑，我也埋头跳下去了，因为只有跳下去后，才会切身感受到坑的深度与那种痛楚感。

“那你们要多少把？我现在就去取来。”我问。
“先来个30把好了。”大高说。
“30把太少了，要不先来个50把吧？”我庆幸他们说的数字没突破五十。
“那就50把吧。”大高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里有五把伞，大哥，你给个15元钱，我好坐个摩的去取另外45把过来，路有点儿远。”我说。
“他妈的，你真穷！怎么混的？！”大高边数落我，边从口袋中摸出15元给我。
我放下伞，接了钱快步溜烟下了楼。
那一刻我心花怒放，那一刻晴空万里！
我终于有钱打电话回家了！我对自己说，不要高兴，沉住气，还有钱进账。我把钱藏在鞋垫下，这样才安稳。我往最坏的想，即使他们等会儿不给我钱，我也有15元了，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吃碗牛肉面了。
我当然没有坐摩的，只是小跑了十分钟就到我藏伞的破院了，边跑我还不忘边在路边捡了几个蛇皮袋。
取了伞，我火速往回赶。
我对自己说，要快，不能不快，否则他们要是反悔我就白费劲了。古人说夜长梦多是很有道理的，我相信古人的学问。
接下来的交易很顺利，我得到了150元。这笔钱对当天的我来说简直是巨额财产。让我更加欣慰的是，那两家伙并没有扣下我欠小姐的盒饭钱。可能他们是着了我的套，想要下批伞；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赚大了，无所谓这50元了；还有可能就是我洗衣服抵消掉了。反正我是被宰得很舒心、很舒服、很心花怒放！我还不忘记讨了他们的BP机号，不要小看这传呼号，作用会很大。

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
那个下午，我特别地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想打个电话回去，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混成这样，我太不是人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
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但这于事无补。无论我怎么骂自己，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我坐了一下午，就这么想着恨着、恨着想着。后来，我想出招了，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担心。
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不是我能坐，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如果换成是现在，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
夜里两点多钟，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轻车熟路，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爬了进去，然后抱出了50把收折伞。很顺利，没有一点点不测。
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门卫，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然后挣了钱再盖，边挣边盖。仓库大多也是平房，利于搬运货物。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比如2005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
说实话，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但我知道这不道德。
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page#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2009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50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45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

解决？解决我什么？难道为这点儿芝麻小事儿，他们就要杀了我不成？
我害怕起来，声音有点儿颤抖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斜着眼得意地说：“想干吗？没钱就别想出这门了。”
我不是急中生智，而是狗急跳墙地喊了一句：“我真没钱，不信你们可以搜我的身。”
小姐没搜我的身，只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可能是实在找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加上天气又热，小姐咚咚地上楼去了。我以为小姐放我走了，长舒了一口气。
那高个长发的男人又一把抓住我脏兮兮的衣领问：“真没钱？”
我这下吓得不轻，哆嗦着说：“我，我是没钱了。”
“你妈个×，跟老子哭穷！”那家伙随手就给我脸上重重擂了一拳。我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另一拳又打在了我鼻子上。一股咸咸的带着腥味的液体流进了我的嘴巴。我知道自己流血了。我想，只要你们不把我打残、打死，就让你们打一顿吧，反正我近日也无事可干，小伤小病无大碍，只要不逼我给钱就行了。于是，我既不喊疼也不求饶。
我忍，我能忍！
另一个家伙也过来凑热闹，他踢了我屁股一脚，好在力道不大，我只是趔趄了一下就站稳了。见我没倒下，好像污辱了他，那家伙冲上来就对我拳打脚踢……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把他打死了！”走到楼上走廊上的小姐不耐烦地朝楼下院子里的两人喊，她显然有些烦躁。
“那怎么办？就这么放他走岂不是太便宜了他？”其中一个男的说。我不能确定是哪个，因为我疼得不行，双手护着脑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
“没钱就干活，找点儿活让他干干。”那小姐站在走廊上说。
“我们这儿有屁活可干呀！”高个长发男的声音。
“洗衣服！你们他妈的换下来的衣服都一大桶了，老娘我才懒得洗。”小姐说，“就这样吧。”
这事好像得由她说了算。事实也是这样，她同意之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摆在了我面前，桶内满满地塞着散发着汗臭味与香水味混杂的衣物。
说句内心话，洗衣服我不讨厌，因为下岗后，我在家没少洗衣、做饭。但不同的是，今天这衣服洗得太伤人，太伤人的自尊。可能人太倒霉的时候，自尊心就会大大打折吧。那天，我只是稍稍感觉到心里委屈了一下，并没有更多的难过。
在房间里，他们留下矮个男看守我，其他一男一女到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
我先洗了洗自己的脸，然后开始洗衣服。看守我的那家伙时不时地叫一句：“你他妈的洗干净点儿！”
在洗衣服时，我闻到了一股香烟味，烟瘾顿时上来了。我边洗边想如何让那家伙赏我一根烟抽。
我这人挺贱，见烟贱。
我这辈子戒了无数次烟都没成功，我对烟的依赖性很重。哪怕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我也想方设法从老婆那里讨点钱来买劣质烟抽。有时羞于自己去买劣质烟，我就让住在隔壁的老头帮我去小巷口的旧杂货店中买。
我抬起头，一脸赔笑地问那个看守我的家伙：“兄弟……”我才讲了两个字，那家伙就朝我吼了：“哪个是你兄弟？你他妈皮痒痒了是吧？”
我连忙改口，说：“师傅，哪件衣服是你的？我帮你洗得更干净一点儿。”
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塑料桶与塑料盆之间来回瞅，“就那件青花的衬衣和那条红裤头，还有那条青牛仔裤。”
我按他说的，把三件衣物挑了出来优先搓洗。
那天，我感觉自己特能理解电视剧中跟在日本人后面混的汉奸，虽然行为可耻，但活着的确不容易，要会察言观色不说，还得学会收起自尊拿出一副做奴才的样儿来。那天的我就是这德行，活生生长着一副奴才相。page#
那家伙看我卖力、仔细又优先洗他的衣服，不再对我吼了。我趁机说：“师傅，你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真香啊。”

“红梅烟，四元一包的，你来根不？”他说。
我知道那家伙中计了，心想就让你显摆吧，反正我有烟抽就得了，于是我继续拍马屁说：“四元的红梅是好烟啊，我抽得很少，因为没钱买。”
我刚说完，人家就把烟递到我嘴边了，还主动掏出打火机为我点上了火。我双手尽是肥皂沫，不能以手指夹烟，就让烟一直在嘴边吊着。我一口一口贪婪地深深吸着烟碱与焦油。
慢慢腾腾，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衣服洗完。很奇怪，洗完衣服我不想离开了，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最起码有可以说得上话的“熟人”。我相信事情都过去了，只要表现得好，他们是不会再打我的。
按照吩咐，我把洗好的衣服都晾在走廊上的铁丝上。
看守我洗衣服的那家伙见我晾好了衣服，便说：“你可以走了。”说完他也进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房门“咚”的一声关上时，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下，好像一种希望瞬间被击碎了。我在心底对自己说，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内有人走出来，我就鼓足勇气说我想留下来，如果没人走出来，我就离开此地另谋生路。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大概就是这么个关头，有人开门出来了，是高个长发那家伙。他瞅了我一眼，问：“衣服洗好了？”
我“嗯”了一声。
他又问：“洗好了，你还不走在干吗？”
我红着脸说：“我想留下来可以不？”我知道这种请求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我真的无处可去，我只想有饭吃，有地方住，干什么、怎么干，已经是次要的了。
“留下来？”
“是的，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你能干什么？洗衣服？”
我无语了，我也想不出我能干什么。我是男人身，我留下来能干什么？我只是穷急了，急需一个地方安身，就像那句俗语说的，病急乱投医。
看我低头不语，那家伙吼了起来：“滚！滚！哪儿来的滚哪儿去！看见你，老子就烦！”
既然这样，还能说什么，我只好抬腿走人，走到楼下毒辣的烈日下，去寻找我能去的地方。

终于让肚子缓和了一下，感觉舒坦多了。
我看到一个嘴唇涂抹得红红的卷发女子正朝快餐店走来。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这香水味吸引我以更炽烈的眼光，从身后打量她翘翘的屁股，以及袒露在外的雪白双肩。
不用任何人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姐，全中国的小姐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扮，而且这种小姐的档次不高，属中低消费对象。
当小姐要了几份盒饭经过我身边时，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打了个喷嚏。我哪曾想到，这小姐居然被我的这个喷嚏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不要紧，她手上的盒饭全掉地上了。
这下，小姐不干了，朝我大声骂了一句：“操你妈啊！家里死人了是吧？打得这么响！”
我愣了一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木讷地望着小姐，样子就像个可怜的乞儿。
“看着老娘干吗？赔盒饭！”小姐凶巴巴地朝我发飙。
要是换做今日，我肯定会掏出一沓钱来，随手扔在她的脸上。但是，那时的我，口袋中已经连一个硬币都没有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何况我还不是英雄！
“你他妈的，赔不赔说句话呀！”小姐见我只望着她不说话，也不知我在想什么，于是又说，“不赔是吧？好，你有种，等着别走。”说完这句，小姐走了。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就是没想到撒腿就跑。那时的我还是太嫩了，社会经验极度贫乏，想得也少。
就在我发呆的工夫，小姐回来了，身后跟着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都是长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街痞。
小姐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对高个长发男说：“就是他！”
高个长发男走过来，一把拎住我的衣领说：“小子，跟老子耍狠是吧？你赔还是不赔给句痛快话！”
我怯怯地说：“大哥，不是我不赔，是我没钱，一个子儿现在都没有了。”
高个长发男说：“没钱是吧？那行，你跟我走。”边说边拖着我的衣领往店外走，走到大街上，继续又朝前走……
我朝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自己都没想到就那么脱口而出了。我说：“大哥，你这么拎着我的衣领，手会很酸的，你放开手吧，我不会跑的。”
不料，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还真把手放开了。
被夹在中间，我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小姐、两个街痞在烈日下行走。小姐带着花伞，没回头，也没再骂我。我们一行步调一致，就像是一伙人，根本看不出我是被他们押着走的。
我不确定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不确定他们会要我干什么。我也不想确定。我心想，我都混成这样了，一无所有，到哪儿都一样，都能随遇而安。我就像做梦一样，很渺茫、很渺茫地跟随，跟随一路的香水味，留下一路的汗臭。
七拐八拐，没多久，小姐一行人走进了街边一个村子里。当然我没有半途而逃，始终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我不想逃，也无处可逃。
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小院，这是座红砖砌的二层楼房，也就是当地农民建起来出租的，房东不住在里面。通常，这种低档的出租房中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他们与我一样，都把义乌当做是遍地人民币了，反正来的人都能捡点儿回去，捡多捡少看各人的造化。page#
我看了看，院里很安静，乱七八糟堆满了各种破烂。我跟进院子时，小姐正收伞，收完伞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问高个长发男：“你不会把他带上楼吧？就在这儿解决吧。”

沦落到给小姐洗衣服，真伤人自尊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反正是夏天。我只记得自己一天没吃饭了，两天没抽烟了，三天没洗澡了。
我在义乌一个叫廿三里的镇上东走西逛。我想找份工作，但没找到。我不相信自己好手好脚的却找不到工作，但是那些老板看我瘦瘦弱弱的，又戴副眼镜，硬是不要我，说我文不文武不武的，没啥用。
那时是民工潮，不是现在的民工荒。
我两个月前来义乌时，是有工作的——在一家伞厂做学徒。由于不知天高地厚地与人打赌，扬言如果输了，我就亲老板的妹妹一口，结果被刚好路过的老板听见了。结果可想而知，我被赶了出来，两个月白干了，一分工钱也没拿到。
我十分郁闷，我只不过说着玩，又没有实际行动。但人家是老板，我再着急也没用。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
我饿，是真的饿。
我走到一个工地，在那里的自来水龙头前喝了一口水。看守工地的老头老远冲我喊：“喂！不能在那洗手！”
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穷困与饥饿，使得我的底气还不及那老头的十分之一。我心想，我哪儿有那么讲究跑这儿来洗手，我是来喝“矿泉水”的。
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好在我昨晚一夜没睡，在大街上捡了几十个煤球（估计是运煤车上掉下来的），不行时可以应应急换饭吃。其实，这些天来，我也没地方可睡，最多就是在小区绿化带的椅子上躺一躺。
我有气无力地晃到镇子上，到一家快餐厅门口时，实在走不动了，那里的饭菜真的是太香了。
不怕你们笑话，那天的我特能理解朱元璋为什么将当年喝的“猪下水”称为“珍珠翡翠白玉汤”。如果有猪下水，那天的我也会当山珍海味来品尝。
其实，这只是一家很脏、很破的农民工快餐店，供附近工地上的民工解决午饭。换做今天，我是不会去那种地方吃饭的，更不可能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瞅着流汗的民工们大口大口地蹲在地上吃。
我的脚不听使唤了，就是离不开那家快餐店。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进去看看吧，可能有剩菜剩饭。
但进去后，我非常失望，每个盘子都被饥饿的民工们舔食得干干净净。想想也是，这些来吃饭的民工，一是饥饿，二是花了钱舍不得浪费。这是民工饭店，不是五星级酒店，怎么可能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肥胖而一身油味的老板娘走过来，问我吃点啥。我说：“什么都行，我想吃饭，可我没钱。”
我的声音很小很小。我毕竟算是半个读书人，懂得廉耻。老板娘看了看我脏兮兮又散发着汗臭的身体，她可能认为我说的是真话。在义乌这种人员混杂的地方，我这样的人她见得多了。她没理我，转过了身。看她转过身，我急了，脱口说：“我没钱，但我有煤。”
“有煤？什么煤？”老板娘问。 page#
“煤球，烧煤炉的煤球。”我说。

“不要。”老板娘说。
我又急了，因为太饿了，我不能不急。我说：“十个煤球换碗白饭，可以不？”很明显，我的语气是低三下四的。我非常鄙视自己当时的态度，但那也是生存之道！
“是偷来的吧？”老板娘问。我说：“捡的。”老板娘说：“还不快去拎来？！”我愣了一下，跑出了快餐厅，我不知道自己是打哪儿来的力气，两腿交换得飞快飞快。跑到一个废弃的院墙后面，我取出了昨晚藏好的蛇皮袋，里面装着黑乎乎的几十个煤球。
我扛到快餐店，当面数给了老板娘，一共32个煤球，这样就换来三碗米饭。我当场扒去一碗，剩下两碗留给明天和后天。我首先要保证自己在义乌不被饿死，生存下去，其次才是挣钱。

一天没吃饭了，两天没抽烟了，三天没洗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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