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令人担忧，环境公益诉讼在全国各地均有尝试，然而，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环境公益诉讼“雷声大，雨点小”，却并未取得快速进展，很多地方至今没有审理过一起此类案件。业内人士认为，现行机制下没有环境公共利益赔偿的相应诉讼模式，相关法律尚不完善。企业往往宁愿选择罚款目前对于污染环境行为大多采用行政手段处理，但因效果不佳，使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环境公益诉讼。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告诉记者，环保部门执法手段单一，有比较大的局限性。比如处罚力度不够导致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但行政罚款却往往只有几十万元或一百万元，对企业来说难以起到威慑作用。此外，环保部门执法力量薄弱，执法效果差。“昆明现在污染源就有约4万个，我们的环保执法监督局才几十号人，根本管不过来。”而且，环保部门的执法程序是调查处罚不履行处罚再申请法院执行。但走司法程序往往时间较长，期间企业仍继续污染，发现涉嫌犯罪虽然也可以移送司法机关，但机制运行不顺畅。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追逐G D P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再保护”的情况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大理洱海边破坏景观的别墅群就是明证。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环境污染的普通受害者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抗争、提起诉讼，法院也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最后，导致了“企业污染、居民受害、政府负责、国家买单”的恶性循环。昆明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袁学红说，目前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多使用行政手段或刑事手段。行政手段包括停止生产、罚款、关停并转、吊销执照等，但这并不能解决污染事件给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行政机关也没有权力让污染者赔偿给国家。“刑事责任也一样，污染环境者可以被没收财产甚至坐牢，但同样没有解决公共利益的赔偿问题。”袁学红说，这种模式下，有的企业被罚款10多次也就罚了几十万或上百万元，跟投入资金治理环境相比，企业往往宁愿选择罚款。昆明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袁学红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在此方面确实能发挥重大作用，因其对侵权人形成了极大的震慑：一旦污染环境，既要让你承担行政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在法院判决为污染环境付出高额治理费用后，企业违法成本成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的增加，企业就会考虑主动地购买设备、治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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