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医保社保接轨越延迟，相关问题累积越多。社保全国统筹还需更多政策配套，才不会使一个本可纾缓民众养老保障之痛的政策步履蹒跚、境况窘迫。
除此之外，相关方面的行政硬伤比比皆是：各地社保信息统计共享不畅，部门利益协调权责模糊、社保基金保值与增值的统筹与监管等，而社保全国统筹依旧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保险，社保全国统筹需要更多政策配套而司法诉讼是个人维权途径中成本较为高昂的一种，因此必须辅之以地方政府对企业履行社保足额交纳的日常严格监管，否则地方法院恐怕会面临社保相关诉讼“管涌同时又执行难的双重尴尬。
虽然社会保险法有“拖欠社保费，法院可拍卖单位财产抵缴的强制性规定，但针对大量流动性强、资本基础与法制意识薄弱的中小私营企业，仅仅依靠法院的事后救济是否会有穷于应付之难？
其三，社保流动还涉及到企业给不给缴费和缴多少费的问题，目前尤其在公有和非公企业之间差别很大。人们在身份转换和工作变换之间，一不留神，社保权益就会受到损失。弄不好，以前的缴费因为不够15年而又没有及时续上，就有可能遭遇——要么以前的就白缴了，要么必须自己补上一大笔钱的窘境。
其二，现行社保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是“储备积累的。如果个人账户中记录的数字确实有资金支持，那么，这个部分实现人到哪里、账户跟到哪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众所周知，现在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所以这一部分的流动，至少在目前很难实现。
深圳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亦如此。所以，各地政府对于农民工退保大开绿灯，积极性很高；而对于养老保险转接，则有抵触意识，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如果这一地方利益纠葛不从制度层面予以破除，全国统筹必将阻力重重。
社保全国统筹需要更多政策配套据中国社科院研究所研究员唐钧分析，深圳市2007年退保83万人，即使按最低工资800元计算，企业每年为每个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接近1000元，即使每个退保人平均只缴了一年保险，也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
最为明显的案例是，如果一个劳动力输入型地区的流动人口社保转移回家乡，当地社保统筹基金的空心化几乎难以避免，在某些人口结构倒挂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如此必然会掺杂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
其一，现行社保制度中的“社会统筹部分是“现收现支的。即由现在工作的人来养已经退休的人，因此，正如政府有关部门所言，统筹的层次或范围到哪里，也就意味着这种“隔代抚养的方式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实现。
这个困境包含了社会制度结构差异等重要的原因。这已经由制度设计方面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配套和衔接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性泛滥的时代，而社保无法全国统筹，导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社保碎片化，自是有悖民众的权益福祉，而最终姗姗来迟的社会保险法，虽然最终明确了逐步实行全国统筹的设计思路，也就各种现实难点作出相关规定，但这一行政蓝本要与全民愿景对接，依然存在严峻的现实困境。
温馨提醒：随时光飞逝，岁月变迁，文章观点，准确性、可靠性、难免有所变动，因此文章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