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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公章救妻拷问民生医保之痛 制度需更灵活

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正处于一个有待完善的过渡阶段,其过渡性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性和全民性。不同地域、不同户籍乃至不同职务身份,享受医疗保障的程度也不同。特殊困难人群仅靠医保制度无法解决自身难题,还必须同时借助其他辅助性救助制度。医保的过渡性,在廖丹一家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和明显。从廖丹的特殊经历中不难意识到,好的立体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实,受到重大疾病困扰的家庭才能获得切实的帮助,整个社会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纠结与情法冲突的心理怪圈。(来源:华声在线)

既然如此,廖丹铤而走险的原因又何在呢?从报道看,首先是廖丹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了解比较肤浅,不善于寻求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他选择违法的“私力救济”这一下策,与所谓的“底层怪圈”是有关系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困难人群制定的特殊救助制度,在现实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响应能力。困难人群,多半也是求助能力有限的人群。如果救助制度不够灵敏、不够人性化,往往很难惠及特定的救助对象。廖丹多次为妻子申请医保,但街道工作人员除了“掏心窝子”表示爱莫能助之外,却没有向廖丹指示更多、更有效的救助方式。虽然街道办也曾为廖丹申请特困救助,却迟迟没有下文,也让当事人颇为无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廖丹的“刻章救妻”悲剧并非全然由制度导致,而主要是因制度失敏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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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的“自助透析”被取缔之后,10名患者大多与原籍取得了联系,地方政府通过医保制度和特殊救助机制,为他们继续提供治疗。廖丹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妻子是河北易县人,为当地农村户口,按规定不能享受北京市的医疗保障。如果加入易县的新农合,又面临往返奔波之苦。但从多家媒体的报道看,廖丹仍有得到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市的“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就可以惠及廖丹的妻子。按照相关制度,廖丹还可以向区县民政部门申请临时救助,以及向市慈善协会申请慈善帮助等。从这些情况看,即使像廖丹家的情况那样特殊,即使现行医疗保障制度还未能尽如人意,只要相关制度和措施都能在廖丹的妻子身上“显灵”,廖丹一家也未必就会走入困境。

在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尿毒症是一种特别容易让患者及其家庭走入困境的疾病。只要经济实力允许,尿毒症病人经过透析治疗乃至换肾,可以获得较长时间有质量的生活。但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每月数千元的透析费很快就能把家底洗得一干二净。前几年,北京曾经出现过“自助透析”的现象,一些从外地来京治病的人,凑钱在通州建起了简易的血液透析室。由于不符合相关法规,又存在较高的医疗风险,该做法被有关部门依法叫停。近几年来,有关尿毒症的新闻很多,但让人感到乐观的事例却比较少。尿毒症不仅对患者及家庭形成困扰,其实也考验着我们的现行医疗保障制度。

北京男子廖丹为给尿毒症妻子做透析,私刻公章、伪造单据,4年间骗取北京医院17.2万元透析费。事情败露后,廖丹被提起公诉。在庭审中,廖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表示“所做的一切只为让妻子先不死”。廖丹为救妻子不惜以身试法的行为被媒体披露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有人认为他不思进取不值得同情,但更多的人把他的行为誉为“最凄美的爱情故事”。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在了解此事后,很快通过媒体向廖丹转交了17.2万元捐款,争取以全额退赔的方式为廖丹争取缓刑。

从廖丹的特殊经历中不难意识到,好的立体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实,受到重大疾病困扰的家庭才能获得切实的帮助,整个社会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纠结与情法冲突的心理怪圈。

救助制度保持灵敏“刻章救妻”或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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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症,他5年来倾家荡产为她透析治病,不离不弃;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后来他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让她能不先死。——李大明白白(媒体人)

我对此事的看法:廖某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法院量刑可从最轻一等;医院管理有疏漏,对欠费尤其是长达400余次没有及时察觉,也存过失,可以考虑减或免此前的费用。既维护法律,也分清责任,更体现人道。——不弃我者(市民)

两地都有制度,可是廖某一家硬是被挡在了门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希望这个悲情故事,可以让各项制度设计者有所触动,不能再眼看着户籍藩篱、医保转移壁垒,把人逼入绝境。□敬一山(媒体人)

为什么不去河北老家参加“新农合”呢?据说他们曾经想申请,但“后来觉得太麻烦,就没再申请过”。即便能通过申请,可能还要河北当地医院开转院证明,当地医院治疗不了才能到北京治疗。而尿毒症的透析,并非很难的手术,更大的可能是只有在当地治疗才容易报销。但她这样的身体,家里还有上学的孩子要照顾,又如何承受两地奔波的劳累?

廖某是北京人,可是自己的爱人却不能随之入户。北京关于夫妻之间投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十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因为不符合规定,廖某的妻子只能被挡在北京之外,而没有北京户口,就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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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已经被纳入医保,从理论上看,无论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还是北京的医保,都应该能给予救济,可是为什么廖某只能自费就医,最终走上违法的道路?

还有多少人被制度挡在门外?

除了医保制度的完善,对这些特殊大病,国家在救济上也应继续发力。香港对于自身无力支付透析费用的病人的做法是,每周提供两次做腹膜透析的机会。这样的办法应该值得我们学习。□郑山海(医生)

对于这样的情况,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从社会公平上讲,医疗保障应该“嫌富爱贫”,富裕家庭支付能力强,保障可以相对弱一些,贫穷家庭支付能力差,保障相对应该强一些。可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似乎恰恰相反,越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越难以得到保障。比如廖某的妻子没有工作没有北京户口,就没办法缴纳医保。

但这个治疗的价格相当高昂。特别是我们国家大量使用血液透析方法,年花费多在8万元以上。如果没有医保,尿毒症对于普通家庭绝对是残酷的打击,完全依靠自费,能够负担的家庭估计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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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钱能买命”的现象,那么在尿毒症病人身上绝对是得到了体现。这个病多由肾功能衰竭引起,大多无法治愈,但如果能定期进行透析治疗,并且不出什么意外情况,病人可以生存几十年。

要让“穷人”得到更多救济

正如检察官所建议的,希望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法不外乎情理,相信每一个知晓此事的人都充满感动与同情,希望法院能怀着悲悯情怀,行使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特锐(法官)

同时,对廖某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取保候审,也传递给我们一个正面信息,检察机关认为廖某的“社会危险性”较小,采取了人性的、值得赞许的措施。同时,廖某是初犯并不是累犯,也不是恶性暴力犯罪,并且如果他被处以实刑,他患重病的妻子将无人照顾,孩子也将陷于失学、受饿状态。因而,如果廖某真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话,还有望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被判处三年以下(包括本数)有期徒刑且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廖某的悲剧虽令人同情,但违法性质毫无疑义。17.2万余元的涉案费用,在刑法上属“数额巨大”,将面临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廖某如实交代了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有着坦白情节。这就意味着,廖某有可能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私刻公章救妻拷问民生医保之痛 制度需更灵活

能否以“缓刑”兼顾法律情理?

因此,“私刻公章救妻”事件实际上再次提醒,目前我国医保体制亟待加紧健全完善。如,医保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体制分割亟待整合统一、在地区之间的互认通用亟待加速推进,同时,各种医保的报销水平保障待遇也亟待不断提高。惟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得以真正弥合。(张贵峰)

事实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便不难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如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诚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医保能在形式上覆盖13亿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这意味着,此处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仅是高昂医疗费下折射的家境贫困之哀,更是面对最迫切需要医疗救济的弱势群体面对制度失灵的悲哀。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为什么在北京,廖丹妻子仍会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据悉,廖丹夫妻靠“打零工”、“低保”维持生计。而妻子尿毒症“每月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但因“妻子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而“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最后廖丹只能选择“自费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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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一个情理与法理、私德与公义高度矛盾纠结的悲剧性案件。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为下岗工人的廖丹,对长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尽所能地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自己患病“从不去看医生”,最终在“被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因妻子患上尿毒症、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为让妻子活下去,廖丹找人刻了医院公章,给妻子做了近4年“免费”透析,涉嫌骗取医疗费17.2万余元。7月11日,廖丹因诈骗罪受审。庭审时廖丹掩面而泣,坦言“被逼得没办法了,只为妻子能先不死”。

“私刻公章救妻”拷问民生医保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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