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独董”制度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改良，通过制度的完善、机制的健全，特别是“独董”评价、评估、问责、终身禁入等制度的建立，增强“独董”的职业意识、责任意识、名誉意识；要么废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考虑恢复。不然，“独董”制度将严重干扰和影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影响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影响社会的公平，甚至成为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平台。
“独董”也成为一种行政福利、行政职务、造富平台，且没有任何评价体系、考核机制和政治风险，这样的制度，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呢？还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企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完善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呢？
至于从岗位上退下来，再到其他央企担任“独董”的“企业派”，按理，应当能够当得好。但是，这些退下来的老总们，哪个不与现任岗位上的老总们十分熟悉，哪个没有几分关系和交情，让他们去“独董”，能“独”能“懂”吗？能真正发挥“独董”的作用吗？
对“官场派”而言，不管所派官员责任性是否强，是否真心想干好“独董”这项工作，他们都不大可能干得好。因为，大多是从事行政工作的，甚至可以说是与经济毫不搭界的行政工作的，让他们担任“独董”这样的角色，实在是难为他们了。但是，看在“亲爱的”钱身上，他们又都十分乐意地接受这一新的工作。“独董”的作用大小，也就可想而知了。
类似现象，在中国的央企董事会管理制度上，也相当普遍。绝大多数央企的“独董”，要么是象张维迎这种既不“独”也不“懂”（主要是懂装不懂）的“学院派”，要么是国家部委升官无门、转向挣钱的“官场派”，要么是从央企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企业派”。对“学院派”来说，前面已经分析了不少，多数都是挂羊肉卖狗肉的，并没有真正尽到自己的职责。
谭浩俊：独董独董，既不“独”也不“懂”？对邹教授炮轰“独董”事件，有良知的人都迅速作出了反应，包括身居“独董”圈的经济学家巴曙松、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等，也都强烈呼吁废除独董制、或对独董制进行改良。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独董”制度，已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配套，也不是企业决策体系的补充，而是滋生腐败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土壤。很多的人，都在这项制度上，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且这些人，通常会对宏观经济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显然是做不到的。仅担任“独董”一项职务，到底这些年捞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尽了多少责，就会让他们在公开过程中很为难、很纠结、很拿不准，甚至压根就没有办法说出来。更何况，还有各种讲座、论坛、培训等挣钱渠道。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知名教授，早就成为资本的走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以张维迎为例，这些年发飚、炮轰的声音并不低、频率也很高。但是，他何时炮轰过银行、责问过银行呢？因为，银行每年都在源源不断地给他的个人利益账簿上增加新的记录。老话早就说过，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他们能有底气说与自己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吗？
要知道，担任“独董”的经济学家、教授们，很多也都强烈呼吁过官员公开自己的财产。那么，当这样的呼声传导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能够毫不犹豫、毫不隐瞒地将自己的财产公开给公众吗？
事实上，按照“独董”们的所作所为，早就跨入“私有化”行列了。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私有化”，是把国家的钱、社会的财富，装入他们私人的腰包。只是这些经济学家们有没有认真想过，真正的私有化，也是不允许“独董”们以这样的方式到企业捞取钱财的。也正是现行体制，才会让“独董”们捞得钵满盆溢，早就成为中国的富人群体。就象邹教授所言，吴敬琏等“独董”们，敢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财产吗？敢说明财产的来源吗？敢说这些收入都是合法正规、都依法缴纳过税收吗？
可以肯定，这些被炮轰的经济学家，不会作出太大的反应的。即便反应，也会底气不足、公信力不强。因为，他们所担任的“独董”一职，除了报酬是真实的之外，其他多数都是虚拟的、有名无实的。以被点名炮轰的几名经济学家为例，他们都担任了中国主要银行的“独董”，但是，面对这些年银行滥发贷款、乱向客户收取各种费用、信贷结构严重失衡等问题，“独立”地提出过多少“懂事”的建议？有过多少不同的意见？为什么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苦苦哀求，这些贵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独董”们，全都沉默不语？相反，却在大谈什么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
投资理财，谭浩俊：独董独董，既不“独”也不“懂”？邹教授的炮轰，直指 张维迎、蔡洪滨、陈志武、吴敬琏等知名经济学家。而相关人员，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所有独董乃资本之走狗。”“他们都说回来是爱国，干脆说是为了摸钱权色多好啊。”近日，北大经济学一级教授、2005年入选首批长江教授的邹恒甫通过其新浪认证微博连续炮轰独董以爱国之名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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