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漂农民工爸爸的理财日记

有两次摆摊，一早上能卖80到90块钱，别看钱不多，利润却不少。一早上卖90块钱，就比我在工地上打工强。我的开销少， 4个人合租一间房，每人每月平均50块钱，每天早上吃早点不用花钱。徐国印租住的大杂院里有一家卖烧饼的，晚上剩三五个，就都扔到垃圾筐里了。我早起一会儿，趁没人看见，就把它们装在衣兜里，当作早点。我每天都是在租住的那间小屋里喝点开水，弄点咸菜疙瘩皮，就着我捡来的烧饼充饥。

有了稳定的摊位
北京在我心中是一座神圣的天堂，姚家就是北京城墙下的一株小草，虽然柔弱却生机勃勃。长椿街菜市场的空摊位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它让我有了在这座城市打拼的资本。

1997年，一个深秋的早上，我来到市里找摊位。这天早上，我骑着三轮车慢慢地往市里走，一边左顾右盼找市场，一边记着路标，免得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家。转悠到中午的时候，一抬头，我看见路东边有几个大红字：长椿街菜市场。

这里北边是新华社，西北角是国华商场，南边是密集的居民楼小区，是做生意的风水宝地。确定目标后，我便一头扎了进去。

我在长椿街菜市场卖咸菜的头半个月，每天都是推着装满咸菜的三轮车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一秤挪个窝儿。我总说自己命苦，自己的这台秤也跟着倒霉。有一天晚上收完摊是7点钟，天已经黑了，本来这台秤在我学骑三轮车时已经被摔过一次了，这次一不留神又给摔了一下。每天中午和下午，市场管理员刘大爷和崔大姐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看我人不利索，三轮车上的货也不利索，天天从这头推到那头怪可怜的，便商量着把最西面路北理发店门口的摊位先给我用一个冬天，那里原来有一位卖针头线脑小百货的老太太。刘大爷和崔大姐和我说，让我过完春节天气暖和了再走。从那天起，我的处境就大大改观了。

国华商场大楼后面，长椿街菜市场西面路北由西向东第三个摊位，是我稳定的卖咸菜的地方。刘大爷和崔大姐的恩情我一直铭记于心。这个摊位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饭碗，有了这个摊位就相当于我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

我的摊位虽说地处宝地，但冬天的时候是整个菜市场最寒冷的地方。即使在最冷的那几天，我也一天不歇。大杂院里的人都说我要钱不要命，一个星期有两个通宵在激酸白菜，白天菜市场也是照去不误。有一天刮了七八级的大风，温度降到零下10度左右，大杂院里十多家做生意的，只有我一个人去菜市场“受洋罪”，一天卖70块钱我就知足了。我看着自己冻得通红的双手，干枯粗糙，但我明白，想要在北京站住脚，必须要吃苦耐劳。

我在长椿街菜市场干了一个多月，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我摊位后面的这间小屋子，是国华商场的四位保安租住的房间。这四位兄弟都是热心肠的人，他们看我三轮车上的货每天拉来拉去太累人，就让我把每天剩余的货卸在他们门后的一小块空地上。这样我一早去岳各庄拉货，还不耽误去市场卖货。如果不是这四位兄弟帮忙，每天那些货拉来拉去也真够我费劲的。

1997年冬天，天寒地冻，白天平均气温零下好几度。天那么冷，我在菜市场上累得都能睡着。我的摊位在一个风口上，有时能有零下10度。我一个大老爷们在市场上冻得只想哭，哭出声又怕被人笑话。我们市场里有一位半瘸子大哥，经常推着个带斗的小三轮。他是个打野摊的商贩，专卖旧衣服，他的叫卖总是一套一套的，句句不重样。农历十一月份，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这位半瘸子大哥双手高高举起，“啪啪啪”拍起来，嘴里不停地嚷嚷着：“跳楼价！跳楼价！我们厂子倒闭了，老板跳楼，这所有的衣裳亏本大甩卖，谁来晚了后悔得哇哇大哭啊，快来瞧，快来看啊！”我被他的吆喝哄住了，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花25块钱买了一件半裰子棉袄。这天夜晚，我把棉袄拿回家以后，捧在手上左看看右看看。我想这件棉袄要留着过年回家穿，现在冷就忍忍吧，回去时一定要体体面面的。page#

卖咸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天晚上，有个小伙子来找我的碴：“喂，卖咸菜的，这里有人了，明天别来了，敢再来揍你信不信！”把我吓得一身冷汗，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了。到家以后，我把这件事和姚兴帮大侄子说了，他让我明天继续去卖，说咱们没偷没抢，不用怕他们。关键时刻，又是他给了我勇气。

1997年农历十一月底，托市场管理员刘大爷的福，我在长椿街菜市场每月花175块钱租了一个固定的摊位。在崔大姐的帮助下，我又交75块钱办了营业执照。长椿街菜市场东边有个卖咸菜的是我老乡，我们在威海一起打过工。他在北京干了两年多，没租摊位，为了省钱逃费，一看到管理员来收费就跑。他看到我租了便宜、固定的摊位，还办了营业执照，也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租摊位办执照，找人想赶我走的就是他。有个大哥对我说：“有本事去东边宣武早市干去！”这一提醒我突然想到，东边宣武门还有个大市场，离现在这个市场有一里路，那里的生意很火，人多得能挤破头！于是我又有了新的想法。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我从北京挣钱回来给这个家长了门面，邻居们的话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舞，借着“香港回归东风起”，我便“不懈努力安家业”。下车的那一幕，让我终身难忘，它给了我昂首面对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1997年腊月二十六那天，我们在京十多个同乡准备一起回家过年。我来北京半年的时间，能带2700块钱回家过年，向姚兴帮大侄子赊账的300块钱三轮车钱也还清了，我很知足。这里有我从身上省下来的钱，也有从嘴里挤出来的钱。北京还剩十多坛子水疙瘩咸菜，一大缸酸白菜，几百斤雪里蕻咸菜……回家前，我特意花了50块钱，跑到北京丽泽小市场买了一套老板款式的新型西装，这是我的第一套西装。

回家的前一天，我抓了一把洗衣粉来到自来水管子前，弯下腰把头伸到水龙头底下好好地洗了洗。洗完后又和老乡借了一辆自行车，跑到北京马连道北里路西，花两块钱理了理发。到了晚上，我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换了一遍，脱下脚上的黄帆布球鞋，换上刚买的一双白回力鞋。那天我兴奋得一整夜都睡不着，想着自己用双手挣来的一大沓子100块、 50块、 10块、 5块……共计2640块，交到媳妇手上时，她那一脸幸福的表情，我这半年受的苦就是值得的！

那天凌晨一点钟，我们从丽泽长途汽车站乘上了返乡的车。我们这十几个人在北京的各个菜市场卖咸菜，虽然同在北京，却很少见面，这次在车上相聚很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村长的大儿子徐国雨是我的同学，他对我说，大风降温那几天冻得他直哭，我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哭，我在长椿街菜市场第一天卖菜的时候，晚上收摊回来从广安门桥迷路了，十点多摸索到了六里桥，绕了好几道弯才找到家。”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我们到了故乡的临泉县，又搭伙乘了一辆支农小客车，过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我们大徐营村口，也就是我家老宅子几间茅草屋的门口。好几个老邻居都来看热闹。其他人提着东西下车，邻居们只说一句话：“从北京回来啦！”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下车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我的一位四婶子话最多，她叫着我的小名说：“扛事呀，你娘要是活到现在，看到你们一家人过得这么好，她做梦都能笑醒啦！”又叫着父亲的名字说：“就是这姚如道，命怎么这么苦，儿媳妇来，他刚能吃上酵母蒸的热乎馍，就走了。你们看扛事可给他们姚家争气了，看看扛事当工人也靠谱，去北京做生意也靠谱得很呢！”

我从没有打听过村里人在哪个菜市场，然后去和他们对着干，我只希望每一位老乡都能过好。我们一家人从未占过别人一寸土地，和别人借东西也都是“借人浅还人满”。我从小过的就是低眉顺眼、小心翼翼的生活，姚家人在1991年以前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有力气和别人对抗。我在北京靠好心人的帮助和自己的不懈努力找到了摊位，我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在北京有了落脚的地方。《摘自卖菜叔日记》

我一听到缴费，心就在颤：这不是在要我的命吗？我一上午才卖20块钱，连碗刀削面都舍不得吃啊！我收拾东西，不卖了！我使出浑身的犟劲蹬着三轮就往西走。刚跑到西头的胡同口，我就遇到了一位身强力壮的大高个小伙子，他美其名曰“借点钱花”。唉，直接说自己是打劫抢钱的不就得了！我告诉他，我刚来北京没几天，穷得很啊，今天上午才卖了20块钱，你看看我这三轮车上全是咸菜疙瘩，没有值钱的东西。那大高个听我说得比鬼还穷，或许是心软或许是看我真没东西可抢，就走了，嘴里还嘟囔着：算你小子走运！

于是，我推着三轮车离开了菜市场。离开菜市场后，我把装满咸菜的三轮车放在哪个地方都落不住脚。第一次的落脚点是在人家门口，人家嫌那一车咸菜有味，把我给轰走了；第二次在街边一块空地上卖，还没卖两秤就有人催我：“快点！快点！给我让开，这是我的地盘！”万般无奈，我只好又来到了菜市场。快到中午的时候，手拿收费单子的管理员向我走来：“喂，小伙子，该缴管理费了！”page#

这天早上，我忍着左脚的疼痛，来到了北京老墙根蔬菜市场。我推着三轮在菜市场转了4圈，最后在菜市场西头路北停了下来，管理员对我说：“你打开三轮车上的苫布，先卖着。中午缴5块钱管理费就可以了。”

第四天天还没亮，我就蹬着三轮车迎着风赶往老墙根蔬菜市场。那时我甚至不知道红绿灯是干什么用的，路过报国寺南口，当我跑到十字路口中间的时候，东西方向飞速驶来一辆轿车，警察高喊着：“三轮！三轮！”我心想不好！赶忙踩刹车，才想起来这辆车是没有刹车的，忙又用脚刹闸。那天我穿的是黄帆布球鞋，由于脚下用力过猛，左脚被车轮子卷进去了三分之二。警察说：“你不要命啦！”我连忙解释道：“不是不要命，我的三轮车没闸，我才来没几天，什么都不懂呢！”警察看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没有罚我，还帮我把车推到路边，临走时嘱咐道：“快回去把三轮车修好，安个闸皮再出来！”

第三天，我和徐国印一起去白纸坊滨河早晚市卖了一天。徐国印给我找了一个摊位，他说这个摊位是别人的，那人明天来；又说不如明天去市里看看，市里面都是有钱人，东西卖得上价，还很少讨价还价，只不过人累了点。累、苦、穷，在我面前太不值得一提！

我第二天出摊，在同样的地方卖咸菜，只卖了20多块钱。那时我刚来北京，不懂得做小买卖有“礼拜一买卖稀”的说法，不懂得“干什么就要研究什么”，后来别人告诉我，周六周日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天渐渐黑了，我借着路灯的光还在摆摊，心想晚收一会儿，多卖一毛钱是一毛钱。三轮车我骑得还不熟，骑到一条小窄胡同的时候，由于掌握不住车把，车开始晃悠，把刚买的台秤甩地上去了，断掉了一条腿。

说句良心话，我来北京的这段时间，要不是姚兴帮和徐国印两家帮衬着，北京恐怕是待不住的。姚兴帮是做咸菜批发生意的，我从他那里进货，他每次都便宜给我，有时我本钱不足还能先赊着；徐国印每天晚上帮我接猪血豆腐……他们的恩情我都记在了心里。

我第一次出摊就是在我们出租房附近的小市场，记得那天我卖了38块钱，虽说不多，也足以让我高兴一阵子了。钱不多，但也比以前在老家和哥哥一起卖姜跟别人抢地盘被打个半死强吧！我没有大本事，本钱还是借的，只好能省则省。中午我把三轮车推回去，捡点柴煮白面条，激酸菜的下脚料菜叶子别人都扔掉，我用筷子捞起来留着吃；我把削下来的咸菜疙瘩皮当作每天三顿饭的菜。

起初我连怎么腌咸菜都不会，只记得在我们农村有句话叫“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来北京前我还不知道炉子是个什么东西，于是烧火、做饭、激酸菜等我都是跑到外面拣点柴火，或者用我们几家老乡扔的咸菜筐烧。

我们在北太平桥西居住，房东是一位山西的老板，房东搭起来的几间简易房子就是我第一次租住的地方。我来北京的时候本钱不多，为了节省开支，我们4个人合租一间房子。

开始做生意

都说做我们这行生意的又苦又累，也挣不了多少钱。累，能有我在威海用一辆胶皮独轮车推200斤一块的大石板累吗？苦，能有我在威海南曲阜村供销社卸两大卡车碳酸氢氨臭化肥，干了一夜没给工钱苦吗？穷，能有我小时候在老家一天只吃一顿饭，饿了就睡觉时穷吗？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练习，我终于能够自如地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了。我往左打手势，车就听话地向左转，往右打手势就向右转，再也不会撞墙了。行驶到人多的地方，我会喊：“劳驾！劳驾！”我感到自己正在慢慢融入这座美丽的城市。page#

这件丢人事我不敢告诉别人，只能和姚兴帮大侄子小声说一说。那天晚上，我把弄丢了姜的事告诉了大侄子。他听完安慰我说：“这是让你学经验、长见识呢。”之后他还传授给我一些防止进货时丢东西的本事。

这20斤姜躺在平板三轮车上，我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骑着这辆没闸的车。我是个新手，顾得了前方顾不了后方，终于歪歪斜斜骑回住处的时候，回头一看，车上那20斤姜不见了！家里还有好几张嘴等着我挣钱回家吃盐、打油、买洋火呢，这还没挣着钱，就先赔了钱。本钱本来就不多，还是向姚启彬大哥借的1200块钱，加上我在杨庙建教学楼，一个夏天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那一刻我真是欲哭无泪！

问年轻人的货，第一次他们还客客气气地说：“你要多少？”第二次问“这姜多少钱一斤”的时候，他们就不太爱理我了，有时还一个比一个横。其实我的举动已经让人看出是新手了。我和这位上了年纪的大爷磨了半天嘴皮子，他才答应七块五一斤卖给我20斤。

那天下午的事让我至今不能忘怀。我骑着车，兜里揣了点钱，绕了市场一圈，问问这家，有点贵，再问问那家，也不便宜。我犹犹豫豫不知如何选择，那些发货的货主就烦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大爷说：“小伙子，你也别犹豫了，你知道去年夏天多少钱一斤吗？去年和我这同样的姜九块五一斤！人家照样骑车来上货，今年便宜多了！”

来北京的第十三天，姚兴帮大侄子就带领我去岳各庄农贸蔬菜批发市场熟悉路线，教我怎么进货，怎么砍价。想做生意得先有家伙，姚兴帮大侄子又带我花25块钱买了一台天平秤，装咸菜的方便袋子也一一备齐。第二天，我独自一人蹬着三轮车去岳各庄批发市场批了点生姜，以增加货的品种，谁知上天又给了我一次考验。

那天下午，他们还带着我到红莲市场学怎么认秤、怎么招顾客、怎么称呼顾客、怎么卖东西。那天，我知道了给顾客拿货时要面带微笑，打开塑料袋不能用嘴吹，顾客走时要说句“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那天我收获颇丰。

我来北京第十二天的下午，姚兴帮大侄子教我骑三轮车。我推着车刚出家门几步碰巧遇上徐国印大哥。他们俩一边一个坐在我的三轮上给我当起了教练。我反应慢，胆子又小，当我迈腿上了三轮车的时候，整个车都随着我的身子颤颤巍巍的。姚兴帮大侄子很有耐心，他先教我骑三轮车的原理，告诉我两只手就好比汽车的方向盘，往左边转弯打左边手势，往右边转弯打右边手势。这件别人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我却笨得半天都学不会。那车把总是不听我的指挥，我想让它走直道，它偏向两边拐，好几次都差点撞墙上。气得我真想把它扔在一边！姚兴帮大侄子没有笑话我，还劝我道：“出门在外干什么都不容易，做什么事都得下功夫，骑车就是熟练工，掌握方法后，多练习就行了。来，再骑一次试试！”听了大侄子的话，我想：是啊，这次出来我得好好干，不能为了这一点小挫折就跟自己怄气，要是因为这个就回家，那还不让全村的老少爷们笑掉大牙！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家里人失望，我要努力挣钱，让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

做生意前的准备

人生就是这样，在你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再给你泼一瓢凉水，让你的人生更加痛苦。只可惜，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这是上天赐给我的考验。

我刚来北京时什么都不会，原来做点小买卖和练功一样，前三脚难踢得很。我来北京十多天，姚兴帮大侄子帮我买不到合适的三轮车，于是要把自己的一辆旧三轮送我，我说：“咱们亲归亲，财产要分清，这三轮车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我能来北京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你们又管我吃管我住的，这份恩情我还没报呢！这次是你第二次帮我，无论如何，我不能白要你的车！”姚兴帮大侄子说：“这辆三轮能值350块钱，就300块钱卖你得了。”就这样，我有了做生意的第一件工具。 page#

能来北京闯荡，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我要充分利用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一定不能让光阴虚度。我来北京闯荡算是白手起家，要问苦不苦，“苦”这个字在我们家人面前太不值得一提。在家里受穷、被债主逼着要债，村里干部每年收建校钱、提留钱、修路钱……这钱那钱逼得家人喘不过气来。那时的我总想：生活怎么这么难。但令我没想到的是，我出来后的处境会更加难！

1997年6月30日夜间，香港回归祖国的钟声快要敲响了，而我只能远远盯着斜对面一户人家的电视，观看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下半夜的时候，这个快被沤烂的老棚子终于被我们几个压塌了。掉下去的一瞬间，我的腰磕在了榨菜坛子上，两条腿划得像世界地图一样丰富，一时钻心的疼痛袭遍全身，让我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还有无数的蚊子咬得我浑身上下都是包，它们以为我这农民工身上的肉是唐僧肉吃了能长生不老吗？在这难挨的夜晚，我只能靠想念远在家乡的妻儿来缓解身体上的不适。

1997年6月，北京各项治安严查，特别是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那几天，我白天蹬着三轮车走在路上，担惊受怕像做贼一样。租的住处不敢太早回去，每天夜晚我和两个侄子都爬到房东老张家的花房顶上或养猪的猪棚上。有一次，我们几个看到联防的人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手电筒往屋子里照！我担心被联防的人逮住，还爬上过姚兴帮大侄子存放咸菜的大草棚。

当天中午我们来到了落脚点-北京太平桥小张庄房东老张家的养猪场花棚。刚来到姚兴帮、姚兴利两个侄子租住的地点一个多小时，便从外面来了几位戴大檐帽的同志，查我们的暂住证。我以为是公安局的，侄子告诉我是联防。幸亏我的火车票还没扔掉，不然恐怕就被他们遣送回老家喝西北风了。我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当时给吓得心脏扑通扑通跳了半天，这几位联防的同志说：“明后天到六里桥派出所办暂住证去。”我们赶紧点头答应。

动身去北京前，我给媳妇和两个儿子留下了20块钱零花钱，让他们吃盐、磨面粉用。走的那天早上我左肩扛着三叔费心给我弹的3斤7两重的棉花被子，还带着我那专门到欧庙集上花8块钱买的计算器，和大侄子搭乘一列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

北京，初来乍到
我是一个“小庙的和尚，没见过大香火”，从北京站下了火车后，那高楼大厦、人来人往的景象让我目不暇接，一扭脸就迷失方向不知东南西北了。

我至今已“北漂”16年，听过无数和我一样处境的人在耳边抱怨，来北京有多苦多难。其实这些我何尝不知道呢？“北漂知道北漂的苦”，从安徽老家一路走来，我一直在与贫穷、苦难、伤害、嘲笑、讥讽对抗，但生活本身不就是一段交织着酸甜苦辣的旅程吗？

“北漂”一词，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都不会陌生。北漂，是指那些从其他地方来到北京（“迁移”是“漂”的第一层含义），在北京生活工作但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未扎根”应是“漂”的第二层含义）。一般而言，北漂者中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居多，不乏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但“北上广”作为一线城市的代名词，其“集聚效应”加剧了人才之间的竞争，也使得青年人机会成本与生存成本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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