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要如何应对“仇富”（四）

这种失败也构成今天中国富豪们的内心恐惧。据说重庆一家防弹车改装厂订单多得应接不暇。这些在西方属于政治要员的专属座驾，却成了中国富豪赖以安全的护身符。难道有了这种被动安全装备，就真的安全了吗？

1986年，我可能是第一批私人买轿车群体中的一分子。那时候，第一批进入中国家庭的私人汽车是由波兰进口的菲亚特126P小车，两门四座，当时是9300元一辆。这批车主，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的人。其中有的是社会闲杂人员，他们没有好的家庭、教育和政治背景，甚至是释放后的两劳（劳教、劳改）人员。所以这批人的社会总体印象不好，统统被贬称为“倒爷”，他们成为了现代中国第一批富裕的人。

不小心我也成为这一行列中的一员。我靠搞发明、搞专利富裕起来，但那时广大老百姓对专利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我当时住在东直门，那套房子是因为我的科技贡献，有关部门作为奖励给我的。我买的这辆菲亚特126P，真当宝贝似的，每天擦了又擦，洗了又洗。然而，几乎每天早晨，车不是被吐痰，就是有被人踹的脚印。整个社会对这群新富不接受。

最严重的一次：中午我从楼上下来开车时，三四个小孩子站在车顶上玩，旁边的老头、老太太没有任何人过问。当时我很难过，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局面。[1][2][3][4][5] “和谐”源自从我做起

开始，我买了养鸡场用的那种铁丝网，做了一个临时车库，这下小孩是进不去了。结果没过两天的一个早上去开车时，哇！四个轱辘就剩一个了，所谓的车库也躺倒一边。这只是一种被动保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咱得采取主动保护才是生路。

因为当时我所住的房子是刚完工的新房，附近建筑垃圾很多。我就选择了一个礼拜天的早晨，穿得干干净净，找了把铁锹和一些劳动工具把垃圾铲除和运走。我从早晨一直劳动到下午，来来回回进出的人都看到我在那里干活。渐渐大家都向我投来了一种敬佩的眼光。到了下午终于不断有人开始跟我搭讪了：“你是不是就住11楼的？”“是啊！”“那个小红车是你的？”“是啊！”有人就说：“我是协和医院的，你要是有事就找我啊！”也有人特别客气：“我是东直门安委会的，你要是扣了本、扣了车，找我啊！”

经过这件事，我一下子就和整个邻里关系和谐了。当时我住的那栋楼里，我是第一个装电话的。以前没有人来我家打电话，但是自从这事以后，有人就不客气了，敲门就说：“大哥，用一下你家电话。”我就觉得没有了隔阂。我明白，他们心里也一定认为，这个人不是“两劳人员”，是个好个体户。

富人要寻求“主动安全”

这当然还不够，还没有改变人们对整个新富群体的印象，我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眼中坏人里的好人。

有一天给了我一个机会。那天我车后正好摆了一辆很破的自行车，我于是挂着倒档，一下把这辆自行车轧坏了。随后我把这车放在电梯门口，拿一张大纸牌写上“由于我不小心将该车轧坏，请车主去1106号找我，或打电话去我单位——北京亚都建筑设备制品研究所，孙寅贵，电话XXXXXX”。

告示牌在电梯门口摆了两天，才有人来找我，全楼的人都知道了：哦，这个人不仅不是两劳，也不是个体户，而是个科技人员，难怪那么有钱呢。一下子对我印象就改变了，我由过去坏人中的好人变成一个根本的好人，获得了尊重。我的车不再让我提心吊胆，一旦有小孩靠近，就有老头、老太太在旁边招呼：“小心，别在那玩，别把孙叔叔的车弄坏了……”从此我的车真的“幸福”了。

这应该就叫“主动安全”。买个防弹车你就安全了？那是被动安全。你就是买辆坦克也总不能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吧！主动安全，就是要让自己真正身处和谐社会的氛围里。

富人的“安全”在回报社会

中国的富人群体虽难以有专门的组织，但相对构成简单，他们以工商业主，金融、股市投资人和明星群体为主，起码可以排除世袭继承（即便有也很少）。那么中国现有的三大组织“工商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文学艺术联合会”应拿出精力来宣传、培训如何做好富人，缓和社会矛盾，建立社会和谐，为其成员营造安全、幸福的生活氛围，这才是真正的主动安全。

《邓小平文选》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就提到过：通过舆论引导先富者回馈社会的自觉。邓小平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的全部思想在1985年3月7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已经有明确表述：“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他认为，首先富裕起来的人有义务为社会公共事务做出贡献。对此我理解：铺就公平也是帮助自我。

没有公平 企业就危险

一个组织最影响效率的是权力、义务、责任的分配，最大的管理烦恼还是对权力、义务、责任的执行监督。[1][2][3][4][5] 一桩离婚案引发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德国的一位亿万富翁和他妻子到法院办离婚。由于公司无法分割，夫妻双方又都不愿意和对方共同持有股份，最后，法庭判决男方支付女方5500万马克现金，公司归属男方。男方为筹措这笔现金，抵押了一切可以抵押的资产，求助了一切可以借贷的亲友，最后导致企业走到破产的边缘。这个案件在德国以至欧洲掀起轩然大波，全社会议论纷纷。

该案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男性们觉得男方承担了比女性更多的社会奉献和压力，对婚姻和家庭做出了远远大于女性的贡献，而仅仅分得了成果的一半。由此，越来越多的男人不愿登记结婚，同居就成了普遍现象。男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变得越来越少，女性来自婚姻的保障也就同样越来越少。而这桩离婚财产分割案则使多数女性认为：它回馈给社会的是登记结婚骤减，女人生育热情大跌，出生率自然也就急速下降。因此，这一判决最大的输家将是全社会的女性。

就在此时，“必胜客”抓住了商机，请这对分飞劳燕做了一则广告：

男女分坐餐桌两边，服务生端来一只比萨饼放在正中间，举起刀，量直了把比萨饼平均分成两半。女的很快吃完属于她的那一半，对男的说：“再给我一点吧。”

男的立刻用手护住自己的比萨：“你那一半已经拿走了。”

不管社会如何看待这桩离婚判决是否公平，恐怕最后只剩一个赢家，那就是必胜客了。有人指责必胜客，为赚钱在已经流血的社会婚姻状态上，又深切了一刀。

而我们从本案则是否可以看出：公平，一个古老而简单的话题，经常使全社会为它尴尬。

公平是效率的基础

到底什么是公平？我个人认为：

公平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是一种感觉，而且不是单纯对物质的感受；

公平只能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是相对的；

公平只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和区域内形成，同时，它也是有时效的；

公平是对事先约定的认可，公平是最有成效的管理。

公平是一种人与人或组织间的比较，是一个组织为其成员，相对其他组织成员，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和精神的感受，尤其要让其成员免于匮乏。

无论概念怎样，人类从产生剩余价值的那一天开始，公平就摆在了人们面前。

那么我们可以说，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保障。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破除了意识形态里的封建性，允许当时违宪、违法、违党章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允许当时在深圳大规模超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雇员超过八个就是资本主义的定义范畴办企业。邓小平用公平的精神使中国开始走出匮乏、走向现代。

“博弈”是寻找公平

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基础在于公平。企业组织的良性运营，其基础也在公平。交易公平、管理公平。无论社会或组织，制定公平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合作的第一事务。

要想制定公平，首先要在思想上建立公平。纳什，一个数学家，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均衡，重新构建“博弈论”，给人们提供了平衡组织内公平的思想基础。

我再来说说自己的亲身事例。百龙公司建立初期，做矿泉壶。我开的是夫妻店，我的前妻当会计，我当总经理。我一共才凑了60万块钱，而更大的资金量要靠借贷，这就要有公司担保。我的公司虽然挂在百龙总公司名下，但总公司的董事长给我做担保他有顾虑，因为不公平：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利益也不对称。当时我就小拭牛刀，博弈了一把。我找到董事长手下的红人，办公室主任，请他来当我的副总，分管财务，我每一张发票、每一笔开销都要他签字方可报账。这样，董事长放心了，很快就给我做了担保。

后来有一次，我让他在一个银行的借款担保书上签字，他年纪大了，没有眼镜，就摸着问我签哪？我说：“您要不要看看？别让我把您卖了。”“算了，不看了，签吧！”

其实这就是博弈，你在和他之间创造了一种公平，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他就愿意做这个事情。一旦博弈双方失衡，利益就流失了。我这个例子是要表明，失衡的结果，就会大量地消耗效率，失去成果。[1][2][3][4][5] 防范公平失衡的风险

由于公平是一种感受，对同一事物人们的感受差异是很大的。适当分配点精神食粮以实现人们的心理平衡，这也许就是政治委员的强大作用和意义吧。

我二级企业的一位总经理，让我曾经一度很恐惧。由于他连续在所在城市被评为优秀企业家，很多猎头公司就来挖他，甚至出巨额的年薪挖他。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那个城市找他谈：

“是不是有这事？”“是有这事。”

“为什么不跟我说啊？”“没必要跟你说，因为我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你说没这个打算，我就信？咱们得好好交流交流。你没去，得告诉我为什么，也好让我心里有数。”

于是他说：“今天离开百龙意味着要到一个新的地方重闯一片天地，这其实风险很大。说不定哪天就在那儿干不下去了。而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这是资本。”

他还说：“愿意拿这么多钱来挖我的不是个小企业。”是啊，全给你企业就别办了。

“也不是个好企业”。对啊，好企业肯定有一套培养人才的流程，应该是有秩序的。

最后我还是撂下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觉得不公平了，千万别造成损失。不如咱们商量，把损失分了。”

他给我做了保证，如果哪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让我第一个知道。我就把手伸了过去！

这事深深告诉了我，得用公平为准绳的心态去交流、体察，防范未然，方能和谐稳定运行。反之，极易秩序大乱。

铺就公平的价值

一个组织、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运行，如宇宙的万有引力一样也有它的规律。当各方状态平衡时，自然会按照各自轨道运行，失衡了就必然混乱；混乱中又将逐步形成秩序，直至达成新的平衡，周而复始地运行下去。然而，一个组织从混乱到恢复秩序就意味着代价、损失。

依据牛顿定律，今天的科学已能准确计算出大到若干年后行星的运行轨道，小到分子内部原子的运行轨迹和方式。人类社会未来运行也应该有定律。要有，就应该是公平定律。

自然状态下的物质想以极纯的方式存在很困难。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宗教、民族，想以极纯的形态存在也很难，甚至不可能。未来的规律，无论是意识形态、宗教还是民族，只要还存在，必需是混血的结果。也就是说未来社会最少的弯路就是按照“公平定律”、“混血主义”向前走去。

萨达姆最后一次当选总统，获得了99.7%的赞成。可是美国大兵进入巴格达的时候，把他的铜像拉下来，多少人拖到街上踩，啐吐沫，这只说明他欺骗别人的同时，也连同自己一起欺骗了。

二次大战，德国军国主义给全世界带来了痛苦，它曾经把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团结在希特勒的周围，拥有一个目标——奴役全世界。结果出问题了，目标没有实现，反而家园变成一片废墟。

苏联走到了破产、解体的地步。无疑都是破坏了公平造成的。

从这些历史的足迹，我们会发现，他们无一不是破坏了当时维持社会稳定的公平定律。

随着科学的进步，每时每刻都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位管理者，每一个掌权人，你的决定、决策符合公平定律吗？你的成果是混血得来的吗？

没有公平难以找到财富的正确属性。只有具有公平的操守才会让财富、权利拥有者感到安全、轻松；只有具有公平的准绳才能帮助社会走上更成功的阳光大道，才会让所有人真正生活在和谐、温馨的环境中。只有社会和谐了，财富才可能让人幸福。

而对于富人来说，做人的本领从慈善经历中最容易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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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最初不接受“新富”

目前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营造出公平的氛围。能作假就作假，这也许是我们社会教育的失败、宣传的失败，可能最根本的失败是公平观念的缺失。而观念的缺失往往起因于制度的失衡。也就是说，晓庆大姐同时也是欠公平或欠完善制度的牺牲者。说句公道话，她的400多天应该留给社会一些反思。

在中国，诚实纳税被指为傻X.对偷税没有羞耻感，就是有人被逮住了，往往还会报以同情，为什么？因为太普遍了，若不小心，逮的就是自己。晓庆大姐，如果她也像一些好莱坞明星一样，对社会有那么多的慈善贡献，她就不会为出租房屋没缴纳那几万元的税而在监狱呆上400多天，弄得自己狼狈不堪了。这种事在西方不但得不到同情，而且会遭唾弃。但在中国，大家却同情她“就因为这点钱被关进去那么多天，多可怜”。

今天的西方税制，是政府有效平抑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许多公共资源因非公平利用所产生的积怨，再由税收带来的福利和社会所得的合理再分配形成平衡。因此，西方人不仅对纳税很自觉而且很自豪，而对于不纳税的人，则给予痛恶和鄙夷。那是丧失公平！

我们还没有公平的氛围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富人集团都在自觉地用高额的纳税、大笔的慈善捐献、平和收敛的生活，营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社会氛围。

今天你的确很有钱，而且是辛苦、合法挣来的税后收入，谁也无权干涉你的挥霍。但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利用了社会现有资源才有今天的。你也许并未阻碍他人利用这一资源，但你一定在此之前相比他人取得了利用这一资源的优势，这已经不公平了。此时如果你不但不把这钱撒出去一些，平抑可能失衡的社会心理，反而用财富挑衅社会，自然就会种下仇恨的种子，就可能离死不远了。

前不久有报道，山西一矿主富豪一次买了十五辆“悍马”吉普，给家族凡满20岁以上的男士每位一辆。在全国煤矿事故频发、矿工亲属泪流不止的现实状态下掺杂着这样的“音符”，这不只是不协调，简直是在种植仇恨。而就在同时，美国传来了“股神”巴菲特将自己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捐给了盖茨慈善基金会的消息。

莫用财富挑衅社会

目前中国有许多人的确通过勤劳智慧，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并形成了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自以为自己就是中国的贵族，就应该像西方的贵族一样受人尊重。其实，这群人离贵族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他们在物质上可能算得上富有，但在思想和精神上仍是穷人。他们不仅缺乏应有的修养，而且还摆阔斗富，缺少同情心、缺少社会责任感，更有甚者竟会仗财欺人。他们给社会留下了为富不仁的恶劣形象，这不仅悲哀，而且可怕。一句话，这个群体还没有学会做富人，哪就谈得上贵族了呢？！

西方有一句话：一时可制造一个富翁，几十年培养不出一个贵族。

富人，不等于贵族

“唉……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其实挺惨的。”我想，也许是中国目前大多数有钱人，还没有学会怎样做富人。

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宗教、民族，想以极纯的形态存在很难，甚至不可能。[1][2][3][4][5] 铺就公平就是帮助富人自己

公平定律走“混血主义”道路

由于有这些规章制度的事先确立，管理者和所有者都感觉到安全，不必担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风险。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去留命运，自己平时就可对照衡量出来。有些机会是探索出来的，有些分裂也是从探索产生的。当他没有这种必要时，大家会一心一意朝着一个方向去奋斗，效率自然就在其中。

百龙对于很多最基本的习惯，到最根本的习惯都有规范的条款。如：用手势配合情绪与他人交流；不允许用一个手指，指着对方说话，而应该略较曲伸出手掌，约45度向内倾斜，来反映自己的情绪。任何一个会议的最终决策者，不能在会议之前表示个人的倾向性意见；发言时一般应以现行座位，顺时针、逆时针或任意选定开始的循环；可能影响形势的人应该跳过去。最后以可能在这个事情上产生影响大小的秩序，由小到大发表意见，而决策者只能最后一个发表意见……

《百龙干部基本素质三十条》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百龙习惯二十七条》就具有更细的操作规范和监督性。对此有人觉得荒唐，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习惯干嘛呀？人没有一个良好的习惯，他个人就不可能有好的命运。而一个组织的命运往往是由若干个人的命运综合体现的，不管习惯显然不行。

我也常为这一“宪法”中的条款付出代价，如一起到餐馆吃饭，就有明确的规定：“不准下级请上级，谁官大谁掏钱”：“对拥有消费签准权力的人，不能为自己签署报销单据，也不能给他的司机签署单据”等等。这就是剪子、锤子、布，一物降一物。由此我自然成了公司买单、请客最多的。我们甚至因为这类事情，把二级企业的一个副总开除了。

为此，百龙建立了一系列有关权力、义务、责任的制度：《百龙“宪法”》、《百龙基本素质三十条》、《百龙管理者习惯二十七条》。百龙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形象一些描绘，百龙可以看成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组织。我把自己假设为国王，我也在制度约束下，我成不了独裁者。制度由大家共同制定，是一种共同的认可。

一个组织最影响效率的是权力、义务、责任的分配，最大的管理烦恼还是对权力、义务、责任的执行监督。为了管理者的轻松有效，首先最值得做的是制定有效的制度。

制度有效，效率就在其中

这样，即便你辞职离开，你也会关心这个企业的价值和未来。那位总经理后来说：“老板，你再也别跟我提接班人的事了。我不为你，为我自己也得找接班人。我不能让我的这笔财产今后没有效率。”这就是公平的制度释放出来的效率与成果。

后来在百龙，企业与管理者会签订这样一个合同：下属各核算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公司三年为一个任期，任满三年就能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获得一个为期三年的临时股权，即使即刻离职，仍可分得后三年这个组织所取得的利润。如果你满两个任期，六年，离职后你就拥有第一个三年的永久性股权和第二个三年的临时股权。由此类推。

现在IT业较传统行业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传统产业看资本，谁有钱谁就能当老板，而IT业仅仅有钱是当不了老板的。所以就出现了新词：“知本家”。“资本家”和“知本家”的合作会导致财富在一个组织内趋向均衡，百度、新浪等一批IT业一夜之间在一个公司里制造出无数的百万富翁，他们的高速发展无一不是审时度势，用一套公平的制度带来的效果。

问题出在哪儿？是制度上出了问题。他今天拿到几十万年薪，明天退休什么都没有了，他不会对明天负责。

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就笑了：“培养什么呀？”他心里肯定想“有了接班人还不是把我踹走？那不行！”所以总公司培训，这位总经理一般不派人来参加。实在要派，就派他的驾驶员来，说这就是人才。严重的是他还时常暴露出在开辟退路的迹象，这对企业是极为危险的。

我的企业曾经为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干部的管理积极性，采取了资本和劳动者分红的方式：一年中的利润有50%～60%是投资人的，剩下的分给劳动者。这种制度当时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但企业仍然存在不稳定因素而危及前途。我一个下属企业的总经理，50多岁，可他连个能全面代理工作的副总人选都没有。董事会让他培养接班人。

而只有将公平建立在制度上，才是可信可依的普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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