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邱与我差不多同时到加拿大，他聪明勤奋，运气也好，留学时一路奖学金，毕业后也很快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并顺利地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纸。但他有一个“怪癖”：与其他中国“白领”移民不同，他工作多年后，仍一直租房，就是不肯买房。
谈起不买房的理由，老邱的解释也很“怪”。他既非缺钱，亦非攒钱另作它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不想让开发商和大银行赚这个钱。”
在老邱看来，靠开发房地产赚钱的开发商，和靠房屋抵押贷款赚钱的大银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
其实，大部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命思想“右倾”，但却是在住房公有制、单位低租分房的环境中长大的。而来到西方生活，他们感受到的最大“文化震荡”之一就是：再没有“单位分房”，欧美租房固然很贵，但买房的钱更是一笔天价。
老邱曾对我说过：“在西方，租房是向房东租房，买房是向银行租房。”他坚持不肯买房的逻辑是：虽然租房的租金也会占他日常花销的很大一部分，但如果买房，他就不仅会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盘剥对象”，而且还会毕生成为大银行的“还债奴隶”。
中国房产要“把你腰包掏空”
西风东渐。老邱梦中的“温柔故乡”，如今也成了楼市开发商和大银行“跑马圈地”的赛场，而且这些年来中国城市新推出的楼盘，价格高得越来越离谱，一点儿也不亚于西方。新时代流行的一首“新民谣”这样唱道：“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
中国房改所引致的社会新闻，虽然不像“死人送葬”、“大学生为筹学费而卖血卖身”等消息那样耸人听闻，但所引起的民众不满和舆论关注，却丝毫也不亚于医改和教改。
那首“新民谣”不仅把房改、医改和教改相提并论，而且把房改置于医改和教改之前，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最近京城某房地产大亨的一句“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不仅引起中国网民的愤怒声讨，而且也促使官方“新华网”在显要位置推出火药味十足的“叫嚣房产暴利就是叫板和谐社会”的评论专辑，大概更能凸显这一点。
然而，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房改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医改和教改。你可以说医疗卫生和中小学教育是公共产品，大学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完全任其在市场的波浪中自沉自浮、自生自灭。
但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住宅却是典型的私人产品，迄今为止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均实行住宅私有化和市场化，除非你想完全回到否认私有产权的计划经济时代，否则，你就不能一方面要求享有住宅房屋的私有产权，另一方面却要求国家公款为你的私人产权“埋单”。
通常反对住房商品化、市场化观点的理由之一，就是称住房市场化有害于社会公正。但中国实施房改之前的单位分房制度，更难说是一种体现社会公正的制度安排。那时的住房制度，不仅有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行业差别，就是同一单位中的分房，也是完全按照官阶等级的差别分房。
例如，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区政府、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在分房的房源上，就有从富裕到紧缺逐级递减的明显差别。而北京有许多中小企业的职工，则基本上无法指望单位分房，更不用提那些根本没有“单位”的个体工商人员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论中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房产都日渐成为一种“把你腰包掏空”的高档商品。在老邱看来，西方的房产不仅要把你目前的腰包掏空，而且还要把你今后许多年的腰包掏空。
房改为不健全的市场背了“黑锅”
那么，对这么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交由市场来摆布，还是完全交给国家来掌控，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呢？
从已知的人类实践来看，由国家完全调控、分配住房的尝试无一成功：权力分房制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正，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住房短缺。房改前的中国住房状况就是一例。
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是辅助性的国家直接干预，也常常以失败而告终。
加拿大就是一个住房市场化为主、福利性住房补贴为辅的国家。在我曾经住过多年的多伦多，市政府为了资助买不起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一些廉租房。但政府财力有限，廉租房供不应求，申请者要排队等待多年才能等到一次机会。由于廉租房比市场租价便宜许多，这种房租双轨制还导致许多舞弊事件：某些廉租房的租客把公寓中的一间或几间按市场价转租他人，当起了“二房东”。
英国的廉租房制度也出现了类似弊端，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的保守党政府为了革除这种弊端，曾作价把廉租房低价出售给租客，但即使是这种改革也引出另一种弊端：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金钱买下政府廉租房的前租客，不久后又以市场价转售他人，狠狠地赚了一笔。无论中外，只要存在着双轨制，就会有人从中牟利。
中国也有扶助低薪阶层的“经济适用房”，但一来供不应求，申请者为求一个房号全家接力排队，甚至搭起帐篷通宵达旦排号的故事时有所闻；二来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据说还有宝马车车主住进“经济适用房”的奇闻。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审批、调整利率、征收物业税等间接手段调节房价，也可通过降低开发商准入门槛、增加竞争、限制垄断等方法来减少房地产业的暴利。竞争增加了，就会有人从事低端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房改在中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原因很多：如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开发商牟取不当暴利，海外热钱炒高楼价，无人开发低端市场等。但也不能否认，由于中国在短时间内由单位廉租分房制，迅速转变为高房价的畸形市场化状态，许多人难以接受种种不公正的现象，并因此归咎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市场化改革为不健全市场背了“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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