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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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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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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学,儒家。切换到窄版,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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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译文/《原道》

博爱叫做仁,合宜于仁的行为叫做义,按照仁义的原则去做叫做道,内心具备仁义的本性、不需要外力的帮助和支持叫做德。仁和义是有确定的内容,道和德是却没有确定的内容,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诋毁仁义,而是由于他的观念狭小。好比坐在里井看天的人,说天很小,其实天并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认为仁,把谨小慎微认为义,他轻视仁义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说的道,是把他观念里的道当作道,并不是我们儒家所讲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观念里的德当作德,不是我们儒家所说的德。凡是我们儒家所说的道德,其内容仁和义之融合,是天下的人所共同承认的道德。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抛开了仁和义说的,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

自从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后,秦始皇焚烧诗书,黄老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那时谈论道德仁义的人,不归入杨朱学派,就归入墨翟学派;不归入道家,就归入佛学。归入了那一家,必然轻视另外一家。尊崇所归入的学派,就贬低所反对的学派;依附归入的学派,就污蔑反对的学派。唉!后世的人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到底听从谁的呢?道家说:“孔子是我们老子的学生。”佛家也说:“孔子是我们佛陀的学生。”研究孔学的人,听惯了他们的话,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言论而轻视自己,也说“我们的老师曾向他们学习”这一类话。不仅在口头说,而且又把它写在书上。唉!后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关于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该向谁去请教呢?人们喜欢听怪诞的言论真是太过份了!不认真研究,了解儒学,只想听怪言妄论,为了猎奇信怪,崇奉佛道。

五帝与三王,他们的名号虽然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些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同样是人类的智慧。现在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实行远古的无为而治呢?”这就好象怪人们在冬天穿皮衣:“为什么你不穿简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们饿了要吃饭:“为什么不光喝水,岂不简单得多!”《礼记大学篇》说:“在古代,想要发扬他的光辉道德于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他的国家,一定要先整顿好他的家庭;要整顿好他的家庭,必须先进行自身的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必须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须先使自己具有诚意。(此处韩愈所引的是后来宋明道学所谓:三纲领、八条目)”可见古人所谓正心和诚意,都是为了要有所作为。现在那些修心养性的人,却想抛开天下国家,这就是要灭绝人的本性中所本来就的东西,(和尚道士也是人子)可是他们不把他们的父亲当作父亲,(他们也都是臣子)可是他们不把他们的君当作君,(他们都是民)可是他们不做百姓该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对于采用夷狄礼俗的诸侯,就把他们列入夷狄;对于采用中原礼俗的诸侯,就承认他们是中国人。《论语》说:“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诗经》说:“夷狄应当攻击,荆舒应当惩罚。”现在,却尊崇夷礼之法,把野蛮人的道理加到中国先王的道理之上,这不是我们中国人沦为降低到野蛮人的地步吗?

 我所谓先王的政教,是什么呢?就是博爱即称之为仁,合乎仁的行为即称为义。从仁义再向前进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赖外界的叫做德。讲仁义道德的书有《诗经》、《尚书》、《易经》和《春秋》。体现仁义道德的法式就是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它们教育的人民是士、农、工、商,它们的伦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们的衣服是麻布丝绸,它们的居处是房屋,它们的食物是粮食、瓜果、蔬菜、鱼肉。它们作为理论是很容易明白的,它们作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们来教育自己,就能和顺吉祥;用它们来对待别人,就能做到博爱公正;用它们来修养内心,就能平和而宁静;用它们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人活着就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死了就是结束了自然的常态。祭天则天神降临,祭祖则祖先的灵魂来享用。有人问:“你这个道,是什么道呀?”我说:“这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刚才所说的道家和佛家的道。这个道是从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继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扬雄,从中选取过一些但选得不精,论述过一些但并不全面。从周公以上,继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够实行;从周公以下,继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流传。那么,怎么办才能使儒道获得实行呢?我以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成民房。阐明先王的儒道以教导人民,使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废人、病人都能生活,这样做也就差不多了。 (黄素芬译注 施蛰存参定)

文章题解/《原道》

《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文中观点鲜明,有破有立,引证今古,从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层层剖析,驳斥佛老之非,论述儒学之是,归结到恢复古道、尊崇儒学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杰作。

《原道》以仁义为“道”的内容,*次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以继承孟轲的“道统”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原道》批判佛老,提出“道统”说,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宣扬“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观点,论证君主对人民的统治和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

作者简介/《原道》

韩愈(公元768—825年),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与柳宗元创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复古崇儒,抵排异端,攘斥佛老,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愈出身于官宦家庭,从小受儒学正统思想和文学的熏陶,并且勤学苦读,有深厚的学识基础。后世称为“韩吏部”。死后谥号“文”,故又称为“韩文公”。有《韩昌黎集》。

作品全文/《原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之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作品赏析/《原道》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它一方面是受了《孟子》卒章的启发,一方面也受到了禅宗传法世系的影响。《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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