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确定适度保险管制程度、选择适度管制模式，是我国保险管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理论界对放松保险管制和加强保险监管已经形成共识，但对如何界定管制的适度规模始终未有定论。确定我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不仅关系到保险管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保险管制改革政策选择乃至保险市场的发展。 关键词：保险管制,管制政策,适度性,偿付能力确定我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不仅关系到保险管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保险管制改革政策选择乃至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管制需要有一个适度的量的规模来保证保险市场发展和运行稳定，管制程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一、适度的保险管制及其量化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保险管制的着重点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防范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同时，它还通过取消险种费率的严格限制等措施以保持并促进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对保险而言，设计一套限制很严的管制系统使几乎不可能清偿能力不足事情发生是可能的，但保障对很多消费者会很昂贵或买不到。因此，目标应该在于建立适度的诱因，以求有效率与安全的营运，并且在于制定维持保险人倒闭数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十分明显，适度保险管制就是在激发保险公司竞争活力的效率性与维持该行业的偿付能力的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权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适度性进行精确的估算、判断其所属的层次，进而做出最优的权衡。因而对适度管制认识的根本在于量化。一个国家的保险管制程度控制在多大的量的基础上为最佳，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这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政府的作用都不一样，因此保险管制模式也就不同。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保险管制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我们以往对保险管制程度的讨论恰恰割裂了保险管制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忽视了保险业不同发展阶段对保险管制规模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保险管制程度都是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迄今为止，我国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一直是管制的核心，政府管制的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如何保证保险体系的健全这一中心任务实施的。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混业经营、产品创新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原来的管制障碍在消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费率管制，它在创造稳定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放松管制背景下，对费率的管制却越来越成为保险公司追逐效率和竞争机会的障碍。这种低效的稳定带来的却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失败——真正的不稳定。由此可见，稳定性、效率性两者之间既有统一性的一面，也有矛盾性的一面，有时还会形成彼此之间的替代关系。因此，对于管制者来说，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而这种平衡必须是在动态中的平衡，它要根据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目标和金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为此，我们必须把保险管制适度性的考察集中在稳定性和效率性两者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统一性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保险管制的量的适度性规定不能用一个单项来衡量，必须用多个项目指标来综合衡量。保险管制的适度性在量的规定性上表现为多项指标的有机组合，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动态平衡。这些动态性指标至少要反映出一个时期或阶段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政府的直接参与程度、保险产业的集中度以及保险合同质量的状况。这是因为：(1)管制程度影响保险公司介入资本市场的范围和深度，即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保险管制的程度。一般而言，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度愈低，保险业发展就愈缓慢，其效率也愈低。在各种管制中，以限制保险公司从事证券投资业务的负面影响最大。特别是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证券市场的国家里，如果保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程度过低的话，那么引发保险业危机的可能性就较大。(2)我们把政府直接参与度定义为国家拥有保险公司的程度，因为政府参与保险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控股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国有股权的比例越高，表示政府参与保险业的程度就越深。(3)保险市场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整个行业就会形成规模经济。同时，市场集中度也是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重要标志。而如果一个大公司在市场上占有较大市场份额，成为支配企业，就可能控制市场，操纵市场价格，形成垄断势力，损害消费者利益。(4)为保护投保人利益，政府必须确保保险人能够履行保险合同，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最终确保保险人拥有足够的资本。政府规定偿付能力的作用是为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设一个最低的质量标准。因此，高质量的保险需要高资本金。按照博尔奇的解释，规定特别高的资本额标准以绝对确保保险人能够履行合同是不可能的。政府的目标就是使保险人破产概率极小，这也是在不同偿付能力额度下保险人必须达到的目标，尽管很难找到一个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破产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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