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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保险休产假”案例揭示新生代农民工诉求新变化

“部门间联动还有待加强,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需要劳动、公安、工商等的大力配合,实现信息共享。”谈姣建议。

农民工自身的保障和维权意识也需要加强。黄红星建议,各地应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前后应知应会维权知识的培训,增强农民工的风险意识和保障意识。在人员流动性大的行业里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季节工,在离开原单位时,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保险账号,并妥善接续。

“部分劳动人员流动性大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存在不规范、随意性等问题,从而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也导致了各类劳动侵权案件的增加。”长期与农民工打交道的谈姣认为,目前农民工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新变化,用工企业对此应有清醒认识,要尽量避免和减少劳动纠纷,积极构建良好和谐的用工关系。

技术骨干在红发廊美发连锁店不仅提拔快,收入高,还能享有一定股份。这种共享和共荣的机制,吸引和稳定了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技术骨干,使红发廊近年在贵阳异军突起,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刘全凤所在的美容院,姐妹们来来去去已成常态。“现在店里的提成比例也提高了,干得好每个月能拿到两三千元,加上有保险产假等,我肯定愿意一直干下去。”刘全凤说。

“买保险休产假”案例揭示新生代农民工诉求新变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稳定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是当前存在“用工荒”“用工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附中校长郭子仪认为:“当务之急是全面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长效机制帮助农民工解决好就业、劳动保险、子女就读等系列问题,使农民工在异地他乡有稳定感,在企业打工有归属感。”

保障农民工权益是解决“用工荒”的关键

“原来农民工的诉求大多是单一的,现在他们的诉求多样化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谈姣说,“不少农民工会主动寻求相关部门帮助维权,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还注意搜集维权证据,有时还会录音。”

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副支队长谈姣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加大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治理力度,近两年,农民工讨薪方面的诉求比例呈减少趋势,而与此同时,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劳动权益,如规范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改善工作环境,享有法律规定的福利等。

农民工罗秦碧告诉记者,她以前打工的时候很少考虑养老保险的事情,自嫁给有贵阳市户口的丈夫,生了孩子之后,她开始更多地考虑将来的养老保障。“在城市里生活,我必须为将来考虑了。”罗秦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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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诉求比以往增加了许多,特别是年龄稍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将来的生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贵州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主任黄红星说。

“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更多了”

而在贵阳某连锁服装店打工2年多的四川籍农民工赵雪梅,今年2月通过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争取到了公司在其病假、产假期间未支付工资及购买保险等待遇。

“以前,有的姐妹怀孕后就自动离职了,”刘全凤说,“我不想走姐妹们的老路,我要争取属于我的权利。”

“服务行业的流动性太大,只要签合同的,我们都会买保险。”黄宜东坦言,“但要求休产假的女员工很少,基本一怀孕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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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最大的美容美发连锁企业“红发廊”董事长黄宜东介绍说,红发廊各连锁店900多员工中,99%是农民工,其中90%以上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员工占3/5。

记者采访发现,像包括刘全凤所在的美容美发、餐饮、服装等在内的服务行业中,年轻的农民工较多,人员流动性也非常大,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社会保险缴纳困难、以及女职工难以休产假等问题。

和刘全凤一样,27岁的农民工罗秦碧也在争取一项权利,已经工作一年的她要求公司给其缴纳社会保险,“否则我就辞职,另找一家能交保险的公司上班!”

尽管如此,刘全风的维权态度十分坚决:“如果协商不成,我就去劳动局投诉,去法院上诉,这是法律给我的权利。”

然而,刘全凤的主管却告诉她,公司还没有休产假的先例,“连公司的区域经理都没有这个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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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朋友说,只要签了劳动合同,我就有休产假的权利。”在美容院已经干了6年的刘全凤拿着一份劳动合同说。

刘全凤家在贵阳市郊区的农村,初中毕业后到外面打工,先后去过广州、浙江等地,目前在贵阳市一家连锁美容院工作。前些天,怀孕5个月的她一直忙着向单位申请产假。

农民工刘全凤:争取属于我的权利

记者在贵州的劳动保障、工会、美容美发等部门和行业调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诉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不仅要求有合理的劳动报酬,还要求公司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一些女性农民工还要求享有休产假等权利。这些变化,也对用工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尽力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诉求,才能解决“用工荒”和促进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

经过一个多星期协商,28岁的农民工刘全凤终于向公司争取到了3个月的产假,“有基本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很满意。”刘全凤说,“这下可以过一个愉快的‘三八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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