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张成发烧。在诊所里，大夫要给他输液。“我就问他会不会输液，他说会，没问题。”张成回忆，一刚开始他还不敢太信任，可看到小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也就放心了。
输完液，张成迷迷糊糊地在诊所坐了十几分钟。他看到不少女患者被领到隔壁一间小屋里，不知道在做什么检查，“很神秘”。
刘淑兰知道答案。虽同住一个村，但她和张成并不相识。
去年，刘淑兰一位老乡在邻村的妹妹怀孕了，孕妇想去做个B超，于是找到了白天不用上班的刘淑兰。
爽快的刘淑兰马上答应下来。她把孙子交给隔壁邻居照看，自己带着年轻的孕妇来到了离村子不远的一座大医院。
“一进医院大门，我俩就懵了。那么多人排队，还得先挂号，俺在老家可没见过这阵势，连先往哪里迈步子都不知道了。”正在犹豫懵懂之时，孕妇突然怯怯地问刘淑兰：“姐，这大医院，能看男女不？”
刘淑兰在家时爱看电视，也爱听广播，她当然知道答案：“不能。”
话音刚落，孕妇便拉着刘淑兰往大门外走，一边带着无奈的语气低声说道：“我现在两个闺女养得都费劲，如果这第三个还是个女娃，那我不想要了。为了养孩子，我今天下午还得去上班……”
刘淑兰明白。两个人在回来的路上，一路无语。到了村口，刘淑兰问：“俺们村的小诊所成不？”
孕妇想都没想，马上答道：“只要能做B超。”
于是，二人来到了张成输液的那家诊所。刘淑兰没带孕妇去自己老乡开的那家，是因为她听说，来这家做B超的人多。
孕妇被带到了一间小屋里，接下来的二十来分钟，刘淑兰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孕妇从小屋出来时，平静的脸上带着几丝喜悦。走出诊所后，她告诉刘淑兰：“姐，是个男孩儿，不用做人流了。”
刘淑兰心里暗暗一惊，一边把孕妇往公交车站的方向送，一边说“这是好事，好好养身子……”一边心里还嘀咕着：交了多少钱？
听到了二人大半天的经历，老乡对着刘淑兰惊呼：“离这么近就能解决的事情，去大医院凑个什么热闹啊！那是咱能看得起病的地方吗？”
非法战胜合法
从那次起，刘淑兰会格外留意那家能做B超的诊所。后来她还听说，那里还可以做人流手术。这家诊所，每天下午四五点挂牌开门，上午八九点收牌关门。整个白天，从外面看，就是普普通通的几间民房。
对于诊所的医生以前在老家是做什么的，刘淑兰并没有多问。“能解决问题就得了呗。”这是她的逻辑。
今年春节过后，刘淑兰偶然一次抱着孙子在村里遛弯，突然发现，在这家诊所对面，有另一家诊所。
对门这家诊所，房子气派，虽然也是平房，但却是宽宽敞敞三间大正房。跨进门，是打通的一小片长条状空地。再上个高台阶，才能进到诊所里面。
里面有简易药房、病床等等，还有输液室，比对门的诊所看着整齐干净。但刘淑兰却觉得颇为陌生。因为，这里让她想起了大医院，“进去不知道该干吗的地方”。
“尤其是一进门，连个人影儿都看不到。”她说。
这家让她觉得陌生的诊所正是卫生局在此设置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长期在这里上班的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相对于其他小型黑诊所而言，这里才是村里唯一的官方医疗机构。
但正是在两家诊所相对的、只有两米多宽的小路上，张成愣是选择推开了黑诊所的门。
“我知道那家诊所被卫生局来的人贴了好几次取缔公告，但它比对面诊所便宜啊，而且医生都脸熟。”张成说。
这道“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题，很多村民都选择了出身民间的黑诊所，因为，这让他们有一种“亲切感”。
村民们不喜欢主动解释原因，但若细究，便能探知一二。
社区卫生服务站虽然有正规诊所的全部资历，但依照规定，只处理常见病。而对于人流、B超测性别、上环取环等检查和手术项目，服务站不予接诊。
而这些，无照经营的黑诊所敢做。
不知从哪里购来的B超机和手术设备，“医生”便可操刀上阵。刘淑兰也曾心生怀疑：“小诊所和大医院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但她不知道有照与无照的区别，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能解决问题就得了”，她的生活，没有给思考这些问题留下精力。
两家诊所的工作时间正相反，社区卫生服务站朝九晚五，对面诊所是晚五朝九。
白天，到社区卫生服务站看病的人并不多，稀疏几人是正常现象，此时对面诊所关着大门，“听说主人去打牌了”；晚上，社区卫生服务站关门下班，而对面诊所却异常热闹，有时候还会忙个通宵。
对于很多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来说，看病更多是晚上做的事儿，一是生活习惯，二是下班时间。而按工作时间上下班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只能满足没有工作的妇女儿童的日常需求。
刘淑兰说，“即使服务站是正规的，但晚上有个什么事情，还是得去敲那些(黑)诊所的门啊”。
村里来了执法队
刘淑兰第一次有了“正规还是不正规”的概念，还是在一年前。那是一个上午，在她的记忆中，阳光明媚，一个卫生执法大队来到了衙门口村。
“好像不光有卫生局，还有公安……”她说。那一次，村口的一家无照黑诊所被查了。被查的诊所刘淑兰没去过，但她看到，执法大队刚到村口，她家附近的两家诊所就马上收牌关门，隐入了周围的普通民居中。她第一次隐约感觉到：这种诊所是不合法的。
那之后，卫生执法大队又来过好几次，不光是查处和巡查，还会做宣传。要不是这次出了人命，刘淑兰早已懒得再去凑“卫生执法”的热闹。
“之前，反正每次卫生局的一走，过不了两天，诊所就又开张了。”她说。
在与黑诊所“斗智斗勇许多年”的鲁文盛看来，这种非法行医活动的违法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作为石景山区卫生监督所所长，对于黑诊所的打击始终是让他最头疼的事情之一。
“非法行医的情况其实挺早就有，但一直难以治理。因为多在城乡接合部，位于外来人口聚集地，有市场。”他说。
多年的摸查，鲁文盛已对黑诊所的猫儿腻再熟悉不过了。“有些黑诊所，低价回收旧的药品，而这些非法行医的人，很多之前在家都是务工、务农，他们来到北京，看到开黑诊所有利可图，便放下锄头、拿起针头。”
而租房者，也喜欢把房子租给黑诊所使用。因为比起流动性很大、收入也不稳定的外来务工人员，开个诊所，收入便可稳定。“房东和租房的黑诊所是利益共同体。”鲁文盛说。
每次执行任务，都是考验卫生局工作人员智商的时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把设备、药品一藏，大门一关，从外面看，若非火眼金睛，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真相。
而在具体查处过程中，也是状况百出。鲁文盛说，近几年，幸亏有了公安机关的介入，才加大了对黑诊所的查处力度。
“警察来了，一看现场，再把大衣柜一打开，里面居然是个小屋子，放着设备和药品。还有的黑诊所，会给我们假身份证，但如果警察在，把身份证号输入一查，就知道是假的了。以前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查来查去才发现，法律主体都错了。”鲁文盛说。
更让鲁文盛无奈的是，每次行动，几乎都只能查处一家。“会有老乡提前跑到其他诊所去通知，我们查了这一家，下几家早就关门了。”他说。
刘淑兰就见到过这样的情景。“提前跑到诊所去通知，说执法的来了。诊所一会儿就收拾好了，等执法队过来，什么都发现不了。”
在鲁文盛看来，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传统，是黑诊所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保证。
到黑诊所看病的患者很少有本地人，大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其中很多人的医保不能跨地区报销。到黑诊所看病，也大多是老乡介绍。“很多人只去自己老乡开的黑诊所看病，不论远近。”鲁文盛说。
如此，通过熟人社会和老乡信任建立起来的依赖，会让卫生局在执法时，遭遇“老乡的提前通知、甚至是围堵”。
“出事了！”
对于这种老乡间的“告密”，刘淑兰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错。“既然大家都熟了，又都住在这里，有情况了通知一下，也没什么吧。虽然我也知道这些是黑诊所，但毕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方便。”她说。
刘淑兰只有初中文化，村子里的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大家都坚守着最原初的传统与信任。
对此，鲁文盛也在思考：加大观念的宣传，是否是根治黑诊所的有效方法。为了让更多的村民明白黑诊所的潜在危害，石景山区卫生局录制电视宣传片、发放纸制的“致居民的一封信”，想要告诉更多的人：“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当回事儿。”
与此同时，石景山区卫生局还批准了几家正规、有照、可以夜诊的个体诊所，以弥补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时间上的不足。
在本年度新一轮的打击黑诊所行动中，衙门口村还是出事了。
事发后，黑诊所的老板连夜逃回了老家山东。尔后在山东投案自首，被押回北京。那位年轻妇女的真正死因依然没有定论(截至法治周末记者发稿时)。“可能是因非法行医、非法治疗致死，也可能是在诊所里突然疾病———比如心脏病———致死。”鲁文盛说。
真相只能通过尸检来揭露。
最初，死者家属坚决不同意做尸检。在传统观念里，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但最终，警方还是说服了他们。
在刘淑兰自己的判断里，“应该是输液没输好”。对于这个答案，她也说不出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你说好端端一人，进了一趟诊所，就死里面了，也就是输了个液啊……”她半信半疑地问旁边消夏的村民。
没有人答复她。因为她的声音不足以让几米开外的一桌男女老幼听见。在这个酷热难耐的下午，没有空调的村民们只能在家门外搭桌摆凳，拉拉家常。而端午节的命案，他们不愿提及。
但每个人的心中都生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村民开始琢磨：以后要不要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去看病呢？“反正以后打针输液什么的，还是去公家开设的诊所吧，应该保险些。”年轻强壮的张成说，想起自己当初输液，居然都有些后怕。
刘淑兰也在偷偷观察去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人数。“好像和以前相比，也没什么变化……看病的还是不多，但有直接过去输液的了。”她说。
然而她知道，过不了几天，又会有一些黑诊所开张营业，热闹个通宵。
“哎，虽说这有风险，但有些病，公家医院看不了也看不起啊。”刘淑兰叹了口气。（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刘淑兰、张成均为化名）（来源：法治周末）
河南人张成租住的小房间就在西后街上，平时生病拿药，他并不到这条街道上的诊所去。他早已被老乡介绍到与西后街只隔了一条小胡同的另一家诊所了。
诊所被取缔前，刘淑兰去过几次。因为都是山东老乡，“看病看得心里踏实。之前还挺安全的啊。”她回忆说。
保险，无良，夺命黑诊所那之后，一旦家人谁有个头疼脑热，刘淑兰都会到这家诊所去开些药。她也慢慢知道，在诊所不远处的两条街上，还存在着至少两家诊所，但最终，她还是觉得：“老乡最靠得住。”
到黑诊所看病
无论如何，“老乡医生”开的药还是见效了。没过几天，小孙子又欢蹦乱跳，围着刘淑兰调皮起来。
拿着开好的药，刘淑兰道完感谢，便抱着孙子匆匆往家赶，还有全家人的晚饭在等着她做。当时的她并不清楚，自己碰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医生。
当时的刘淑兰并未预料到开头的那幕惨剧。踏进面积不大的诊所，口音的相近让刘淑兰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她赶紧让“医生”看了看孙子的症状，“医生”对她说：“孩子没事，吃两天药就好了。”
无良，夺命黑诊所一听是山东老乡，刘淑兰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她赶紧回家抱起孙子，跟着大姐，匆匆向西后街的方向走去。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日后出了人命的那家诊所。
眼看孙子的症状有增无减，她跑到附近小商店问店主“哪里能买到感冒药”。正巧碰上平日关系不错的老乡大姐。大姐告诉她：“我知道个诊所，也是咱山东老乡开的，带孩子去看看吧。”
刚到北京不久，刘淑兰的小孙子患了感冒，她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医生，在家急得团团转。
10年前，衙门口村还居住着不少“老北京”。那之后，本地村民开始搬迁，将老房子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价格低廉，从来不愁租不出去。对于“拆迁”的传闻，沸沸扬扬传了好几年，村民们也不大在意了。
“附近的邻居总是来的来、走的走，说不清哪天就出现了新面孔，管不了那么多。”她说。但只要能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些小事刘淑兰也便不大在意了。
保险，无良，夺命黑诊所慢慢地，她并不像在老家时那样，左邻右舍地瞎串门，她也开始像个城市人，每天低头忙自己的事情，只跟三五个熟人联络感情。每天伴随她的，是即使“看不到也能听得到声音”的铁轨和高架桥。
在这里，本地人已经不多，像刘淑兰这样的外地人占据了大多数。南腔北调，让刘淑兰觉得“挺新鲜”。但随即她发现，“似乎只有老乡最好打交道”。
刘淑兰没有找工作，她自告奋勇到北京来，是为了照顾年纪渐长的丈夫和出生不久的孙子。在衙门口村最初的时光，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几乎都是平房的衙门口村紧邻西五环主路东侧，西面是一个高楼耸立的商业小区，北面三站地可至地铁站，是典型的城中村。两年前，它曾被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小村落典型，吸引了几位大学生来此调查。
第一次在村口下车时，一辆火车从她头顶的铁轨上呼啸穿过。她突然感到有些心酸：“陌生的生活开始了。”
无良，夺命黑诊所3年前，46岁的刘淑兰跟着丈夫和两个儿子，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打工。通过老乡介绍，全家在衙门口村落了脚。
“多年轻啊……”她感叹道。
关于出事家庭，她并没有多少接触，只知道死者“刚搬到这里不久，租房住，31岁，四川人”。
事发地点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在这个流动性很强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刘淑兰没什么朋友。
铁轨下的村庄
保险，无良，夺命黑诊所而其他街道上的黑诊所，依然在昼伏夜出。
“那家诊所开了好几年了，之前也没出过事。”刘淑兰有些疑惑，而对于官方称谓———黑诊所，她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听的。
如今，距离事发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出事的黑诊所已被有关部门取缔，但衙门口村的村民依然有些惊魂未定。
这个理由，让她至今有些怀疑。
刘淑兰的脑子“嗡”地一声，赶紧放下搪瓷盆，背对着小伙子，疾步朝着西后街的方向走去。等她走到时，已经围了不少人，她问旁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后者告诉她：“好像是输液输死了人。”
无良，夺命黑诊所来不及放下盛满粽子的搪瓷盆，刘淑兰便匆匆跨到门外张望。“出事了！”从声音传来的方向跑来一个小伙子，慌慌张张对她丢下3个字。
“出事了！”一声凄厉的喊叫划破了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端午节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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